向梁漱溟先生学习
　　今天上午秋高气，令人食大振，于是中午吃了6个包子两黄瓜。饭后天色忽转阴沉，有点闹肚子，遂以孔门秘诀“四面出击法”治之。一边看电视，一边打棋谱，一边逗小猫，一边读点旧书。先读了本《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张申府、梁漱溟、汤用彤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重点阅读了梁漱溟的部分，其他部分快速浏览一遍。不知不觉陷入对梁漱溟问题的思考，遂又读了一本《梁漱溟问答录》，15万多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同年6月，梁漱溟老人就以95岁高龄仙逝了。这本问答录，是汪东林陆续整理的，86年就在《人物》杂志上连载过，我曾看过一部分。这次完整地读一遍，勾勾画画，写点心得。抬眼一看，已经是明月在窗，晴光天了。

　梁漱溟的大名，眼下有点火。其实跟其他被吹捧的大师一样，吹捧者大多既未曾见过其人，也未曾读过其文。只不过听说梁漱溟曾经跟泽东当面叫板过，于是就推崇为“反共大师”当今的汉阵营也真是可怜，既无学问，也无德，只要听说谁跟共产红过脸，马上就认作亲爹。怪不得汪卫先生一气之下，愤然填了海呢。

　梁漱溟祖上并非汉人，所以请汉弟兄们就不要打他的主意啦。人家本来是元朝宗室，蒙古人，姓“也先帖木耳”封为“梁王”住在河南汝一带。元朝灭亡后，就改姓梁了，说是取自“孟子见梁惠王”其实他们也先家族跟孟老夫子，八竿子打不着，这么说大约是为了显得有文化。不过孔老师觉得，孟子见梁惠王那一篇，讲的都是如何施仁政，如何建设理想国，什么“仁者无敌”啊，什么“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以及人之”啊，可以说就是中国古代的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吧，这些恰巧跟梁漱溟先生的思想惊人相似，所以梁老先生印象深刻焉。

　这个也先家族，跟汉族通婚了几百年，从河南跑到广西，再到河北，再到山西，再到北京，明朝的时候就给老朱家做官，清朝的时候就给爱新觉罗家做官，早已忘却自己是蒙古人了——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融合，家谱里写着祖先，但不搞种族优越论，自然融合，平等竞争。梁漱溟的爹爹梁巨川，在清末当个四品官的内阁侍读“意趣超俗，腔热忱，一身侠骨，不肯随俗浮沉”这样的人在时代转折处，有时候会想不开。当张勋复辟失败后，老人家知道大清王朝真的无可挽回了，就在1918年，自己花甲大寿的前夕，一头扎进积水潭，以身殉清，顿时轰动了京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一代文豪都写了文章，对这种封建余孽进行批判。但孔老师认为，凡是对自己的思想立场忠心耿耿，并不惜以身相殉者，不论那思想“对错”这个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梁漱溟幼年，亲历过八国联军闯进家中，把他的玩具都砸坏了。那些污蔑义和团是“暴徒”的汉们口口声声说八国联军是“文明之师，正义之师”梁漱溟先生的看法则一定会让他们失望的。

　梁漱溟七岁进了北京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后来多次转学。他学习比较差，最高学历是中学毕业，却年纪轻轻就成了北大教授。是不是梁漱溟天资聪颖，智商超人呢？非也。梁漱溟从小就体弱多病，脑子愚笨。他6岁了还不会系带，一天早上，母亲隔屋喊他，责问为何还不起，他嚷道：“妹妹不帮我穿子呀！”招得全家大笑。进入青春期后，梁漱溟同学的智力才开始发达。所以大家明白孔老师为何推荐梁漱溟为学习对象了吧？像鲁迅胡适钱钟书张爱玲那类人尖子，平常人是学不来的。而梁漱溟这种资质低劣得近乎郭靖的人，后来居然成为一代大师，这足以激励千万个在班里排名到三十以后的朋友吧？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在《民国报》当记者时笔名寿民或瘦民。总编辑孙炳文（参见孔庆东《十大元帅情缘》系列文章）曾给他题了一个扇面曰“漱溟”从此就用这个名了。按东博释名法，此名的三个字中都含水，所以后来才能跟泽东叫板“泽东”加上“润之”才两个水，只好让他一筹，必须的。而泽东当时虽然生气，过后并不计较也。

　梁漱溟一生关注两大问题：人生问题，国家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在中国，是互相联系的。孔老师认为，作为1840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谁要是不关心国家问题，或者号称只关心“普世价值”而放弃中国的具体问题，那他就连一个“普世的人”也不配。我们把梁漱溟当作佛学大师也好，儒学大师也好，都不该忘记他首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是一个思想实践家。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参加国民，都是为了救中国。后来退出国民，组建民盟，也是为了救中国。梁漱溟通过观察思考认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而在自身。他到北大之前，在家里闲居了两年，大量研读佛经和佛学著作（跟鲁迅相似），19岁开始吃素，一度有出家之念，后来进一步看破，29岁那年结了婚。正像孔老师认为的，出家人未必是真和尚，特别是现代商业社会，庙里已经没有一个真僧，世上也没有一座真庙了。真正的好和尚，都拖家带口战斗在世俗的海洋里呢。

　梁漱溟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当博导，读了两年自费博士，24岁就被蔡元培请到北大当了哲学教授。现在很多糊涂人一窝蜂似的鼓吹“民主教”他们不知道蔡元培当年之所以创造了北大神话，全靠“独裁专制”蔡元培想请谁就请谁，想开除谁就开除谁，根本不用开什么教授会，也不用投什么狗票。层层负责，每个人用自己的名誉来担保自己的工作业绩。今天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办不好？原因之一是堂堂大学校长，连个门卫也指挥不了，想开除一个后勤的科长，都要先打听打听那家伙的姐夫是不是在教育部烧锅炉的。从评职称到卖馒头，万事无人负责，都是黑箱操作，美其名曰民主，其实就是一堆烂柿子淹死傲霜花，80个庸才（包括5个汉5个氓）用投票的方式排挤陷害20个英才。蔡元培不问学历，不看出身，凭着自己的学术眼光，请梁漱溟到北大讲印度哲学。梁漱溟说自己一没上过大学，二没留过洋，对印度的六派哲学“素不留意”“怕不能胜任”蔡元培便说了那句百年名言：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也没有发现旁的人对此更精通。于是，梁漱溟就当了北大的哲学教授。

　蔡元培还干过更出格的事儿，他想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为了过教育部那一关，他亲自伪造了陈独秀的学历。都说造假不好，但如果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去糊糊官僚，我看反而是个英雄，因为大学是为人民办的，不是为教育部办的！这样的神话在今天是不可再现的，因为即使有了蔡元培那样的伯乐，他也过不了教授们那嫉贤妒能的一道道鬼门关也。

　梁漱溟为人不左不右，半新不旧，所以往往能客观看人。比如他肯定陈独秀的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指出“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他跟李大钊也是好朋友，但那些共产朋友谁也不曾介绍他入，梁漱溟便知道“显然我这人条件不合。”他赞同胡适的白话文主张，但不佩服胡适的人品“感到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灵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并不完备”梁老师上课第一天，到校长室问蔡元培对孔子什么态度。蔡元培“沉地答道：我们也并不反对孔子，儒家的学说作为一门学问，是必须认真研讨的。”章士钊有独立不羁的性格，不过“多才而多，细行不检，无所不为，甚为可惜，然其个性甚强，气概不凡，自有我所不及处。”

　梁漱溟在北大任教7载后辞去，是因为对教育有了新的认识。他总结当时的青年学生有两种，一种是堕落鬼混来谋取文凭的，一种是自尊自强却烦闷苦痛的。所以梁漱溟要在学校教育之外，另辟挽救青年的战场。可惜那时候没有博客，否则漱溟先生一定会开辟一个“梁博书院”的。

　从此梁老师就投身于乡村建设，奔走于山东、广东、河南、河北、江苏、山西等地。在那军阀割据兵荒马的旧中国，教育救国是远水不解近渴的，但赌毒、反对足、扫盲识字、指导农牧、保健防疫、移风易俗等活动，总体上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总不能要求每个知识分子都去领导人民闹革命吧。

　梁漱溟在山东搞教育实验时，得到了山东主席韩复榘的支持。民间有很多韩复榘不学无术的笑话，孔老师也会讲七八个。但实际上韩复榘文化水平很高，读四书五经，在县衙和部队里都当过“司书”是以文武双全的本事当到一员大将的。传说中他那些愚蠢的搞笑之举，孔老师认为一部分是民间文学的“集合”作用，将发生在多人身上的事情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造成“典型”效果；另一部分则可能是韩复榘故意装傻充愣，其中又可分为幽默调侃和愤世嫉俗两种。比如蒋介石推广“新生活运动”强令国民上街一律“右侧通行”韩复榘说：“蒋委员长脑袋瓜子进水啦？让人走道都靠着右边走，那他妈的左边谁走啊？那马路不浪费了一半吗？”一个省主席，是断不会弱智到此种地步的，韩复榘假如确实说过此话，那就是故意装傻来反对蒋介石不得人心的“新生活运动”而梁漱溟搞的教育实验，韩复榘就不但支持，而且亲自考察。韩复榘个性倔强，又佯狂傲物，所以冯玉祥蒋介石都很讨厌他。冯玉祥打过他一个耳光，老蒋则终于寻了个“不战而逃”的罪名，把韩复榘给杀了。

　梁漱溟跟国共双方许多高人都有交往，自负是同盟会老资格，志向又高，学问又大，所以虽然待人平和，但心中敬佩的其实没几个人。抗战期间，他两赴延安。第一次与泽东彻夜长谈抗前途，就被折服。泽东把即将写成的《论持久战》的观点向他和盘托出，梁漱溟顿时眼前一片光明。他说：“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像这一次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我说这些，毫不带主观上的随意褒贬，而是历史事实。”泽东能说服梁漱溟，后来当然也就说服了整个国民和全国人民。第二次彻夜长谈建设新中国问题，在阶级斗争和改良主义上发生了争论。梁漱溟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按照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就可自然建设好，而泽东强调“普世价值”强调“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不革命就不能完成历史重任。“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但谈话从容亲切“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

　数年后，梁漱溟反思了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承认中国不但存在着阶级，而且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这并非是泽东说服了他，而是抗战争的现实唤醒了他。梁漱溟的很多学生，都参加了共产的抗部队，有的还牺牲了。目睹抗战现实和国民畸形抗战积极反共的高政策，梁漱溟参与创建了“民盟”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人一旦参与政治，就难免会说错话，办错事。梁漱溟“素常有自勉而勉人的两句话：一曰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二曰在识见上不过于相信自己。”孔老师认为这两句话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梁漱溟自负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家书中说“今后中国大局，建国工作，正需要我，我亦不能死。”他多次遇到危险，都幸免于难，自以为是老天爷保佑他这个民族伟人的。后来他知道了自己的狂妄，原来都是共产的地下英雄保护了他。

　1946年，梁漱溟二赴延安，把在重庆不能说的关于建设国家的理想大大畅谈了一番，泽东找了十位中共领袖来听他上课。梁先生反内战、反腐败，可是对现状无可奈何，以为和平遥遥无期。没想到短短三年，共产就打败了蒋介石，创建了新中国“终于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经济建设”他的理想可以实现了。梁漱溟也曾对国民抱有幻想，企图在国共之间和稀泥，甚至帮助国民要削除中共的武装，导致那场著名的周恩来大怒事件。周恩来罕见地大发其火：“梁先生，你不要往下说了！我听着心都碎了！”

　梁漱溟很快明白了自己真是不懂政治，很容易被抽象的美妙言辞所利用，所以他从此采取“只言论，不行动”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任何组织的原则。这一点，孔老师十分赞成。我们知识分子关心天下大事是对的，但是政治问题错综复杂，不可轻易涉入，在拿不准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尽职尽责了，最好不要拉帮结。具体的操作，则还是由专门的政治家去干，比较合适。书生腔热忱地做了有损人民利益的事情，历史上是很多的，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政治热情错解为政治能力。即使北大的政治学教授，当真搞起政治来，恐怕并不是一个街道老大妈的对手啊。

　梁老师决定了只代表个人，他说话的自由度就接近孔老师了。他一方面批评国民，要国民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下野认罪，接受惩办战犯。另一方面他认为共产虽然是被迫的，但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向人民道歉。对于共产建立的一专政的新中国，梁漱溟并不认为是理想的。1950年泽东请他参加政府，梁漱溟不答应，他认为“全国的大局还不会从此稳定统一下去。而我是曾经以第三方面的身份，为国事奔走过的人。一旦大局发生变化，仍需要我这样的人为国事奔走。”梁老先生确实自负得太可爱了，总觉得自己这颗“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还没正式出场呢。所以建国后，他总是给中共挑毛病，而泽东也总是虚心听取他的意见。到西南考察土改后，梁漱溟对老称赞邓小平的才干，泽东笑着大声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梁漱溟是社会实践家，从具体的社会考察中，他逐渐发生了思想转变，公开发表文章，说“在阶级、阶级斗争、武装革命能不能解决及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上，我省悟了自己的错和中共的对。”这不是见风使舵，而是服从真理的光明磊落。梁漱溟以前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一是因为他搞的乡村实验，并未真正深入到穷乡僻壤的底层；二是因为他把“斗争”简单理解为你死我活的暴力搏斗，不明白泽东说的斗争是哲学意义上的“对立统一”；三是因为他主观地认为共产主要是农民，后来读了彭真的文章，才明白那不过是共产员的“历史出身”共产的实质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先锋队，其中包括了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梁漱溟具有超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这本来是好事，但却导致了他的自我膨意识长期未能解决。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了汉”是“个人英雄主义”所以才发生了1953年政协会上跟泽东的冲突。

　那次会上讨论总路线问题，国家已经确定了要大力发展重工业，这是走向现代化、避免再度成为殖民地的千秋大计，而且国家并没有轻视农业。而梁老师和孔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总是喜欢说些政府和一般人容易忽略的问题，而且喜欢夸大一点地说。梁漱溟言道，解放后城市工人的生活提高很快，但农民还很苦，一个在九天，一个在九地，所以国家不应该遗漏农民。此话单独看没有毛病，但放入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抗美援朝的具体语境，就犯了“导向错误”翌，泽东未点名地批评此种论调是“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难道共产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倘若泽东直接批评梁漱溟，可能还不至于发生冲突，可是泽东采用了鲁迅笔法，希望给梁漱溟留面子，没想到梁漱溟最喜欢的就是单匹马挑战一个，他偏偏要“顶风作案”“我就在气头上写了一封信”要求“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这实际上是下了要求辩论的战书，此种“好强逞能”之举，孔老师也干过，很能理解那种“英雄主义情怀”也。

　梁漱溟将信面泽东后，老当晚就约了他谈话，而梁老师有个毛病，凡事非要长篇大论给人家上课不行，而且一定死活坚持自己立场不放松。这点就跟我们老孔家有很大不同。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如果辩论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那还辩论干什么呢？真正的儒家风范，不仅体现在事后反省能够承认错误，更可贵的是当场认错，拨开云雾见明月，晴光天。二人谈得不而散，梁漱溟却还要求“再觅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评议。”这话里的意思不但坚持自己是对的，而且还有一层意思是：你用主席的地位压制我了，我要用民主的方式伸冤。这是俺们知识分子跟领导发生冲突后经常会产生的心理，先不考虑对错，首先就把自己确定为一个“遭受了冤屈迫的人”而且越想越愤怒，越想越正义。于是就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了。

　过了两天，梁漱溟在大会上做长篇发言，复述了他前两次发言的全部内容，又强调自己“是热烈拥护总路线的”大会变成了梁老先生一个人的表演舞台，当时没有人回应他。梁漱溟不知道，这次发言等于是他一个人向共产发起了全线进攻，他就想着自己说得痛快，没有考虑执政受到了怎样的伤害以及受伤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倘若承认了他的“九天九地”之说，共产的全部功绩岂不顿时化为乌有？难道要把建国后农民生活还很艰苦的账，算到共产的头上吗？

　但泽东还是忍耐的，因为梁漱溟毕竟是仅仅代表个人的一介“狂生”倘若代表中国证监会或者代表中国足协，哈，那问题就严重了。次，一位中央领导对梁漱溟展开反击，举出他一贯“反动”的历史事例。而梁漱溟却想，你们光说我反对共产的那些事儿，我也反对过国民，你们咋不说呢？“这难道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态度吗？”要求人家指出你的缺点的同时，还要指出你的优点，可见梁漱溟已经不大理性了。他要求发言辩解，主持人让他回家准备，其实是给他个回旋余地。可梁老先生“不识好歹”准备决一死战——我们想想，换了邓小平或者华国锋，哪怕是许世友，都不会这样做的。中央一再给他面子，而梁大教授誓死不给对方面子。

　第三天他一开始发言，就宣布要从历史上讲起“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这未免过分了，从普通与会者的角度来看，这次政协会的议题本来是讨论总路线，但是却被“民主”成为梁先生的个人表演。如果你开过上百次的学术会、政治会，就不难明白会议中出现一个这样表演极强的人的时候，大家的心里有多么讨厌。别人的“民主”权利跟你是一样的，为什么非要听你讲上五六七个小时呢？而按梁漱溟的口才，讲两天两夜都没问题。所以有些代表就轰他下去。其实这是梁老师最后一个下台阶的契机，可是他又一次选了错项“我把话头转到主席台上，特别是主席身上，以争取发言权，这是我闯下大祸，把错误扩大的开端。我在语言上之目空一切，不顾一切后果，是事后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的。”既然你讲民主，就不该利用领袖的权威来获取发言权啊，梁老师的行为逻辑自相矛盾，这是我们所有书生都该记取的。

　梁漱溟法一，于是就说了那段著名的话，把让不让他继续发言看做对共产和泽东的“考验”“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这话表面上很文雅，其实已经包含了严重的个人品格攻击。泽东和共产的有没有“雅量”要由梁老师来判定，要由是否给他一次长时间发言的特权来判定，倘若答应了这个特殊要求，共产的“骨气”何在？共产的“人格”何在？梁漱溟当时一定是急得糊涂了，而不是故意对泽东进行“话语要挟”更不是事先策划好的“反共妙计”假如对蒋介石，梁漱溟敢这样说么？用老百姓的话讲，都是共产给“惯的”

　而泽东也是，干脆让他讲，或者不让他讲，任凭他说共产没有雅量好了，反正是非自有公论。可是泽东也像个大专辩论赛的学生似的，忘记了自己的领袖身份，在主席台上就跟梁漱溟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辩起来了，简直是“成何体统”也许有人说泽东也是情中人，不伪装，这才是平等待人。但他毕竟是会场上的最高领导人，和国家形象的代表，与一位著名学者任争吵，影响肯定是坏的，而且给人的直接印象是“不民主”的。这种争辩延续下去，当然是对梁漱溟有利，对泽东不利，好比普通教员跟校长在大会上争论，受损害的当然是校长的形象。于是会场大哗，成一团，倘以局外立场看来，也够好笑的了。

　梁漱溟眼中没有什么伟人，也不给老面子，左手握着“雅量”右手举着“敬重”死活就是坚持要讲。老大概也吵累了，就妥协说，你不要讲长了“讲到四点钟好不好？”梁漱溟一看表都三点多了“让我讲到四点哪能成！”在俺们北大当过教授的，潜意识里不耽误学生的吃饭，就显得自己讲课没本事啊。一个政协委员在国事大会上跟国家最高领导人这般讲话，这种情况今天能有吗？不论梁漱溟的做法对不对，我们能说今天的“民主”比那时候进步了？如果说民主和专制都是相对的，那时候的民主不但胜过了北洋政府和国民时代，也是今天难以相比的。

　随后会场又多次大哗，老几次维持秩序，让他“再讲十分钟”过一会又让他“再讲十分钟”可每次梁漱溟都提出时间不够，但又不说要讲多长时间。可以看出梁漱溟善于长篇大论，而不具备在短时间内把基本问题说清楚的、或者暂时维持一个可以下台的局面的能力。这也正是现代中国多数知识分子的通病。最后大会闹得一塌糊涂，老恢复了理智，但也被梁漱溟得一筹莫展。最后有人提出投票，表决是否让梁漱溟继续讲。泽东和中央委员都支持梁漱溟讲，而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梁漱溟无视民主投票之结果，还要继续讲——简直是疯了。主持会议的高岗只好请他另找时间再讲。

　其实梁漱溟这次与泽东的冲突，形式看上去很烈，但内容并不严重。梁漱溟既不反共反，也不反对总路线，他就是喜欢标新立异，仗着自己是共产的老朋友，学问大，名头响，就大耍个人风头。越是以为自己受了冤屈，就越觉得自己英雄。好比一个热恋中的青年，越是以为对方误解了自己，就越是觉得自己的爱情坚贞无比，感天动地。

　不过，梁漱溟毕竟是修养高深的大学者，事后别人的攻击批评他不为所动，但儿子和学生、好友的劝告却使他省悟，他归结为“有个人英雄之气而无一片恻隐之心”孔老师觉得这句总结非常精彩，说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在没有生命危险的前提下，骂骂政府，骂骂领袖，其实是很出风头的一件事，能够博得社会赞赏甚至国际声誉。实事求是地说，政府和领袖也需要经常听到批评的声音。但是有些知识分子，首先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标新立异，不顾自己的言论是否对民众有利，是否对国家有利，其实是有胆量而没心肝的。而梁漱溟却能够从这件事中反思出自己的思想问题，他说看到中国共产一举扭转了中国百年沉沦的恶运，让他喊一千声一万声“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可嘴上就是喊不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自己的阶级立场问题。把狂妄当作“骨气”把虚荣当作倔强。孔老师看到这里，反思自己也是如此。我虽然在文革中长大，但从未自己主动喊过“主席万岁”反而有几次跟同学打赌，喊过“打倒主席”这并非是什么“反对个人崇拜”的先知先觉，而是多读了几本书后，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不肯面对另一个生命弯，隐隐觉得这是一种高贵的证明。有时候，我们明明深深地爱上了一个异，折磨得自己寝食不安，却不好意思表出来，装得镇定自若，甚至还要贬低挖苦对方，直到把事情得没戏了，或者把对方气跑了，才开始反省。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之一也。

　梁漱溟虽然跟泽东“干了一仗”但是并未受到任何处理，也从未戴过什么政治帽子。此后的几十年中，梁漱溟虽然不再“大闹会场”了，但遇事仍然坚持自己的独立观点，坚持“不跟共产保持一致”不论他说得对错，这种立场真不愧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

　比如60年代两会上，大家都说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是因为抓了阶级斗争，而梁漱溟却说这是主席共产尊重科学依靠群众的结果。其实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但梁漱溟一定要说点跟别人不同的才舒服。四清运动中，梁漱溟主张逐步用教育代替处罚，他认为让犯错误的人去打扫厕所是不对的，因为扫厕所在社会主义时代应该是光荣的事，干部学生去淘粪是正常的劳动，不应当作为处罚。他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比共产要“左”多了，反正他就是与众不同。1966年，一群红卫兵来抄家后，他却开始撰写《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他不反对林彪，但反对把接班人的名字写进宪法。梁漱溟每次提出“反动主张”都会引来批判。但是上级却指示说：“某些人因为思想一贯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看来说话做事光明正大，心底无私，就百毒不侵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漱溟更是“大放其毒”一说林彪跟孔子关系不大，批林何必批孔——这也是孔老师的主要观点；二说主席虽然有反孔的一面，但还有赞扬孔的一面，不能偏废——这也会得到很多人支持；三说林彪根本没有路线，因为路线不管对错，都是光明正大的，而林彪并没有公开的系统的治国思想，所以根本不存在“林彪反动路线”也。这可是等于全面否定了批林批孔运动，于是遭到围攻。没想到批了他一阵子，他忽然一股火上来，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哼，你们不给俺面子，那俺也不给你们面子，这脾气跟孔老师何其相似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梁漱溟更来神了，提出很多建设的意见，不过没有那么多的与众不同了。他的思想被太多的鹦鹉学舌者千万次地复制着。梁漱溟总结国家发展的三要素为：集体领导、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这是他80年代的看法，今天已经成了老生常谈，倘若他活到今天，肯定又有新的“异同论”吧。

　梁漱溟作为一代奇才，并非得益于早慧，也非得益于家学，更非得益于跟随名师名校或者留学东洋西洋。他的经验，孔老师总结为内外各四点，内四点：一是认真，二是正直，三是寡，四是自省。外四点：一是儒家的进取，二是佛家的悲悯，三是热爱祖国，四是社会实践。这八点，我们普通人能学习其中的四点，就足够“漱杯水于沧溟”了。

　孔和尚自注：香港传真08年78期，是孔庆东的《向梁漱溟先生学习》，怀着自恋的心情拜读了一遍，写得真好啊。司马南先生评论曰：“读学习梁漱溟文，大悦之，弥畅之，甚快之。亦正亦谐，相得益彰，嬉笑怒骂，遂成一格。孔门奇才，牛B之至也。”潘维先生评论曰：“和尚最近的文章妙趣横生，特立独行。从讥韩到赞梁，还有评开幕式的美文，都曾拜读。羡慕，钦佩。赞梁一文，当为文章典范。”青年作家信恒先生听我课后评论曰：“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意识，快乐的精神，宽容的原则。”各方朋友的赞美，孔和尚更愿意看成是鼓励。能做到的时候毕竟少，做不到的时候，朋友们多喝酒多吃菜，够不着站起来啊。 　Ｍ.ＢwｏＸs.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