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东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着烟，一言不发地听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汇报北京的运动情况。今天是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
，他刚刚从武汉飞抵北京。当人们问他是否需要休息一下时，他摇了摇头，让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立刻来他在中南海的住处。此刻，看着一屋子团团围坐的部下们，他有着非常从容而又沉稳的心态。一个大政治家并不需要频频出击，需要的是抓住真正的时机做出有力的行为。掌握政权到了这个年龄，他尤其显得深思
虑、游刃有余了。康生眼镜后面那张瘦而多皱的脸，张
桥眼镜后面那张颧骨凸起、两颊下陷的脸，江青黑边眼镜后面那张目光闪烁的脸，陈伯达眼镜后面那张有点浮肿的短脸，姚文元那张惟一没戴眼镜的圆圆的胖脸，此刻都恭恭敬敬地向着他。他们在汇报北京大专院校及中等学校学生反工作组和工作组镇
学生的情况。江青的话最多，其次是张桥和康生，陈伯达话不多，姚文元的话最少。无论话多话少，这些人围拢在他身边的人，都像是一个忠诚的战斗小组。隔着缭绕的烟雾，他们的目光都在恭恭敬敬地、小心谨慎地观察他的表情，等待他的反应。这样略皱着眉、沉默不语地听着这些如临大敌的汇报，他有一种特别从容的好心态。
事情到了这一步，反而好做文章了。偶尔，他也会问一两个细节，譬如北京反工作组的学生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革命？江青看了看手中的材料，立刻回答道：“仅仅２４所重点大专学校，就有一万多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有将近三万人遭到不同
质的批斗。”泽东着烟，背靠着沙发很舒展地坐着，继续听着汇报，一位工作人员走到身边，低声请示：“刘少奇同志来了，他想向您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江青等人此时都停下汇报，目光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泽东抬起手，用手背轻轻向外摆了摆。这位身材高挑的工作人员是他贴身的小护士，叫李秀芝，一个连江青也不敢轻视的年轻女，她点点头，轻声说道：“我就说您休息了。”泽东略抬眼看了看她，没有表示反对。李秀芝步履轻捷地走出客厅，去做安排了。汇报还在进行，
泽东却在心头浮现出一丝隐隐的冷蔑。眼前浮现出刘少奇那不
不
、让他看着不顺眼的面孔，同时过眼云烟般地掠过一些可以称之为历史的场面。１９６４年１２月，正是中共中央召开四清工作会议期间，那天开会，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没有通知他。他很生气，打了电话。邓小平在电话中解释：“今天是个一般
的工作会议，听说主席这两天身体小有不适，就没有预先通知您。”泽东当时就说：“这个会我要参加，而且有话要讲。身体小有不适，不影响开会，轻伤不下火线嘛。”到了会上，刘少奇、邓小平一班人都在，他讲了话，而且郑重其事，口气严厉，他说：“农村现在的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这是主要的矛盾。”他义正辞严地强调了这个治
治国之本。作为国家主席和的副主席的刘少奇这时却在一旁
话：“农村的矛盾是各种各样的，有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还是要具体分析，是什么矛盾，还是作为什么矛盾解决为好。”刘少奇的话虽然声音不高，却明显表现出一种固执的对立情绪，令他极为不快。这样打断他的讲话，公开造成僵局，虽然短暂，
质却十分明显。他当即提高了嗓门，继续讲述自己两条道路斗争的观点，同时深刻感到了自己在中央工作中已被排除在外。一班子人似乎都知道刘少奇的观点，他们之间也形成了相当一致的工作气氛。他踏进这个会场时，虽然表面上仍然得到了领袖的待遇，然而，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这班人的眼睛里，他看到的是敬而远之。他们正在情投意合、按部就班地操作着，他来了，他们都有些尴尬、不自然，似乎他不该来打扰他们，不该不信任他们，不该干预他们。就好像一群玩得正高兴的小孩见到家长，虽然不得不表现尊重，骨子里却眼巴巴地希望家长不要打扰他们，赶紧离开。他在这班人的眼里读到的就是这种意思。他在声
俱厉的讲话中始终能够感到，这些人不过在表现敷衍的尊敬。刘少奇手中一直轻轻转动着铅笔，目光一动不动地直视着前面。邓小平抬着头，似乎在聆听他的讲话，又时而低下头看看手中的材料，记几个字，其实，那神情是在想其他事情。这是他自遵义会议执掌权力以来，首次被冷落、被顶撞的会议，在泽东心中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他知道，自己长期以来退居二线，将
政军日常事务交给身居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处理，已经在形成大权旁落。在紧接着的又一次会议上，他决定做出反击。他拿着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
章》出席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做了一个让全体都出其不意的讲话，他看着邓小平和刘少奇说：“你们一个是不让我开会，一个是不让我讲话。”他一手拿起《宪法》“这是一本宪法，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讲话的自由。”又一手拿起《章》“这是中国共产章，我是中国共产员，有权利参加的会议。”然后，他把《宪法》和《章程》都放在桌上，沉稳有力地拍了拍，说道：“你们有什么权力不让我参加会议？有什么权力不让我讲话？我一讲阶级斗争，你们就不爱听，共产不讲阶级斗争还算什么共产？你们手中的权力到底是谁给的？”那天，他多少有些雷霆大怒了。
正是从那时起，他决定把丢失的权力夺回来。
这样想着，眼前又浮现出今年６月初的情景。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到杭州向他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含威不
地坐在沙发上。这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已经显得相当恭敬了，两个人都坐在沙发的前沿，前倾着身子。邓小平用两肘撑着大腿，恭恭顺顺地看着他说：“文化大革命如何搞，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请主席回北京主持工作。”刘少奇也连连点头。泽东很平稳地说道：“还是委托你们主持一段工作，各种情况你们相机处理。需要我回去时，我会回去的，现在还没有那么要紧。“他当时在心里说：”文化大革命还没真正展开，你们就都变了个样。以前你们的得意忘形到哪里去了？“看着刘少奇、邓小平今非昔比的恭敬目光，他深感文化大革命的必要
。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造成了工作组大面积镇学生运动的现状。他游泳、看书过了半个夏天，可以出来收拾局面了。他一瞬间想起自己写的一首词：”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眼前的汇报还在进行。他既是在听具体汇报，也是在享受听汇报的感觉。眼前这班人才是真正随着他的号令闻风而动的力量。一个领袖失去了令行
止的权威，也就名存实亡了。刘少奇、邓小平６月初在杭州出的那点恭敬是迫不得已的表面态度，他们有他们的韬略，有他们的势力。眼前这班人却像是一群
臭未干的小娃娃，争先恐后地围着家长要糖吃。看着他们一个个急于汇报又有所谦让时，他甚至想到，政治家的天伦之乐就是身边总围拢着忠心耿耿的信徒。他又点着一支烟，吐着烟雾，更舒服地往后靠了一下。他的身躯比他们都高大，坐姿也更轩昂、舒展，他能站在一个比他们高得多的高度上听他们汇报，指挥他们。平等的权力没有中心。接近平等的权力也不能形成足够的权威。诸侯强大，天子不存。悬殊的权力才能造成真正的领袖权威。眼前这些人远没有羽翼丰
，他们在中国这个政治大国中具有的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只有这样，他们对自己才能有绝对的忠诚。当然，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权力，然而，这些人大概永远没有威胁他的可能。眼下，他正需要这班人权力的逐步扩大，以解决整个政治权力的重新建设。在中国，其实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他的深谋远虑，也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他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甚至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经常愿意住到南方，而不愿留在北京。中南海明明是他的首府，但实际上，他在中南海远得不到他在杭州、在武汉、在上海、在长沙得到的隆重待遇。
在中南海，他是最高领袖，有足够的服从、足够的保卫、足够的服务，然而，这里的人对他太熟悉了，一切都司空见惯、按部就班了，就连警卫见到他的机会都比较多。根本不像外地，在杭州，在武汉，总有一些诚惶诚恐、分秒不离的崇拜与服务包围着自己。那里的每一个省市领导、军区领导都会
夜围绕在身边，以此为重任。服务人员一见到他，都如绽开的鲜花般出羞怯的兴奋。整个世界更灵敏地反应着他的意愿，到处一触即动。当他在各省市视察时，能够感到他的巨大权力在空间上的移动。当他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杭州、武汉游泳、晒太阳，与簇拥着他的人海阔天空地谈笑时，北京的一切还在他的掌握之中，还要听他的指挥。全国各地走一走，才更自在，更舒畅，更悠闲；悠闲完了，再到庄重严肃的中南海指挥政治，更是一件非常有兴致的事情。
江青总是喜欢打断别人的话，张
桥正在汇报北清大学的情况，她就话进来：“现在北清大学真正和工作组斗争的是造反派第二号人物呼昌盛，武克勤态度暧昧。”泽东摆了摆手，说道：“她是反北京市委起家的，这个基本立场她不会改变。”康生扶了扶眼镜说道：“武克勤只是有些观望而已，主席一做出新的战略部署，她会紧跟而上的。”泽东又摆了摆手，说：“凡是贴第一张大字报的革命派，今后即使犯错误，都要想办法保护。”江青在黑框眼镜后面眨了眨眼，看着左右的同僚说道：“主席这个指示我们一定照办。”陈伯达连连点头，康生也连连点头，张桥、姚文元更是连连点头。泽东心中讽刺地笑了。现在的江青比前些年顺眼了，不过再顺眼，他也很不愿回忆延安时期与江青故事的开始。那时，江青刚到延安，每当他做报告时，她总是想方设法挤到第一排，仰起面孔目光崇敬地看着他讲话。他承认，作为大城市来的年轻漂亮的女，江青的目光也曾激励了他讲演的热情，当时的江青相貌是很出众的，大大的黑眼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后来的发展，特别是进城以后的故事，是他最不愿意回顾的。看着江青在这个年龄还忸怩作态，不由得心生厌恶，一闪而过地浮现出一句有典故的话：“以事他人，衰而爱弛。”他知道这是历史上哪个皇帝身边的哪个女人说的话，却不在记忆中确认它。江青那白皙而略显松弛的面孔，特别是脖颈上那已显松驰的皮
，让他生出又怜悯又嫌弃的情感。他知道什么叫年轻的生命，他喜欢年轻的生命。任何东西衰老了，陈旧了，松驰了，懈怠了，就唤不起他的热情了。而他总希望保持自己的热情，总在寻找新鲜的生命和新鲜的事物。文化大革命就很新鲜。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表演中，江青的敏锐积极倒很有点可爱。不谈感情，只谈政治，江青倒颇有一种生龙活虎的新气象。听着汇报，
泽东由姚文元那张胖胖的圆脸想到他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恍惚之间，又由这篇文章想到原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一想到文化大革命，泽东眼前最先冒出的总是两个人。一个是刘少奇，阳光照得刘少奇的白发和白上衣耀眼发亮。刘少奇总是目光有点发直地看着别处，无论他如何回忆，都难以在记忆中出现一个刘少奇正对自己的面貌。另一个出现在面前的人物就是彭真。这个和自己身材一样高大的人物倒总是在记忆中正对着他，他那张长大的脸，很高的发际，常常给你古代人扎束起头发的感觉。彭真的桀傲不驯是更令他不快的。离开理论的思考，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一幅把彭真、刘少奇这两个人物赶下台的画面。
他问了一句：“彭真现在表现怎么样？”江青扭头看看康生，康生动了动那张多皱的面孔，回答道：“没有写出更深刻的
待检查。”泽东没有任何表示，缓缓地着烟，让烟雾在客厅中有如千军万马铺展开。１９６５年９月至１０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
泽东曾经别有深意地讲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讲这话时，他注意到彭真毫不在意地着烟。后来他问彭真：“吴晗可以不可以批判？”彭真看着他想了想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但话中有着顽固的保留态度。泽东心中掠过一丝冷笑：对彭真这样的人物，很难晓之以理，只有晓之以利害。泽东在那时已经准备好了一枚重型炸弹，那就是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和张桥、姚文元联合炮制，姚文元执笔的，前后十易其稿，泽东亲自审阅、修改。当它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
在《文汇报》发表之后，全国和北京的各主要报纸在彭真等人的控制下竟不予转载，泽东至今还能体验到自己当时的愤怒。北京在彭真等人的把持下成了一个“针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姚文元的文章就是要打破这个独立王国，批吴晗就是为了打掉彭真。当１１月２９
、３０全国各大报纸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之后，泽东知道，文化大革命终于由此打开了突破口。政治上的反动人物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今年２月８，彭真拿着一个《二月提纲》“2”到武汉向他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他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反社会主义？”这种问话的结论不言自明，彭真却说：“不能算。”这是彭真又一次顽固的政治对抗。当时，他虽然含威不，却在心中对这个与自己同样高大的男人产生了极为仇视的情绪。他知道，凭体力自己不可能打倒他。凭面对面的谈话，也不能服他。他既不动手，也不动嘴，依靠的是政治。他在一般情况下绝不会
然大怒地批判对手，因为他们根本不是对手，他所要做的是把手中的力量调动组织起来，从从容容地解决问题。他想到自己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政代表团时讲的话了：“对这样一个政权，就要不断地清洗坏人，像剥笋一样不断地把皮剥下去。”李立三、王明、张国焘不用说，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这样被剥掉了，现在又剥掉了彭、罗、陆、杨，今后，无非接着剥就是了。汇报听得差不多了，他摆了摆手，对江青等人说道：“你们把几个大学反工作组的材料留在这里，我看一看。另外，转告刘少奇，明天让他主持一个情况汇报会。你们把情况在汇报会上再谈一谈、议一议，问题不难解决。”他指着面目严肃的陈伯达、张
桥、姚文元等人，说：“不要杞人忧天，天塌不下来。”众人都笑了，纷纷起身告辞：“主席，您早点休息吧。”泽东拍了拍茶几上刚刚堆上来的材料，从容大度地起身说道：“养兵千，用兵一时，今天我连夜完成你们交给我的这些任务。”众人恭恭敬敬地走了，江青走在最后，转身对
泽东说：“主席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吗？”泽东摆了摆手：“你们就准备去情况汇报会上放炮吧，我先看看材料。”江青顿了顿，想说什么，又觉得不妥，走了，边走边挽住小护士李秀芝亲亲热热地待着什么。人散尽了，
泽东在客厅里踱了几步，在沙发上坐下。他拿起茶几上的材料，翘起腿，把材料放在膝头，一边看一边举起右手。李秀芝这时已回到客厅，连忙将一支
铅笔放在他手中。泽东在第一页材料上就做了勾画。李秀芝俯下身问：“主席，您就在这儿看材料？”泽东点了点头。李秀芝说：“我给您按摩一下肩膀吧。”泽东继续看着材料，李秀芝站在沙发背后，解开泽东衬衫领口处的两个扣子，把领口
开，隔着里边的汗衫按摩起泽东肥厚的肩膀。她看到
泽东在材料中随手划了一道，标出一个错别字，在那一行中，北清大学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呼昌盛”错写成了“呼昌胜”在又一行中，他在“北清大学学生卢小龙”中的“大学”二字下划了一道杠，李秀芝知道，这里应该是“北清中学”而不是“北清大学”“中”错写成“大”了。接着，泽东在又一页材料上郑重地画了一个问号和一个惊叹号。李秀芝手底下觉出了
泽东很接受这种按摩，并且微微动着肩膀，把需要着重按摩的部位表示了出来。她更加用力地按摩起来。注：
“1”《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
，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文不久被全国各大报刊转载，开始了批吴晗（《海瑞罢官》作者）、批“三家村”、批中共北京市委的运动，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2”《二月提纲》１９６６年２月３
，针对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彭真担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讨论通过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２月８，彭真等人专程到武汉向泽东汇报该提纲，随后，《二月提纲》经政治局常委传阅同意后，作为文件批发全。此后不久，１９６６年５月，《二月提纲》被泽东及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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