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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跪着演节目
  为了庆祝中国人民坚持站立了五十周年,我们学校要演节目。

 上音乐课,发生了一件振奋人心的事,音乐老师要选大合唱的人。

 于是班上开始风言风语,有些人开始吊嗓子,有些人开始连打带踢地给他们伴奏。

 可是等老师真的来挑人,他们又鼠目寸光地站在墙角,站了一排,低着头,背着手,表情悲壮,没有一个敢嬉皮笑脸,像在集中营里等待毙的犹太人。老师拿了个指挥对着他们指指点点,指不定先结果谁。最后除了一个笑嘻嘻不够严肃的男生外,其他痛不生的男生都被选中了。

 当然选女生时,我也被选中了,这也没啥光荣的,女生只有三个没被选上:一个是喊不出声的,一个是将要留级的,一个是嘴胡子的。

 排练也不知是怎么过去的。只知道我站在最后一排,平时老师不在就只对口型,老师来了就提着嗓子叫几声,晚上回家要赶作业。

 好激动。正式演出开始了,我们没有相同的演出服,就穿着学校的游泳衣,桃红色的,外加一寸长的裙子。不幸中的万幸是,那游泳衣不是三点式。

 我们是第一个节目,所以有很多家长来帮着拿衣服,我们没有家长跟的,老师就跟赶鸭子一样把我们赶上了台。我皮笑不笑地站在最后一排,无一差错地对着口型,不过也被第一排那些“宠儿”渲染到了喜悦的心情。

 最后一个动作是,我们把藏在背后的花举过头顶,抖抖抖,抖抖抖,一时间花如雨下,不少女同学可惜地望着脚下辛苦从花瓶里拿来的假花,但台下的嘘声使她们想起了自己的任务,于是又重新恢复了“甜美”的笑容。

 终于,我下台了,去观众席找我的位置,我如同打了胜仗的将军,或者是从国外回来的华侨,不停地用“美妙”的嗓音到处问:

 “我坐在哪里我坐在哪里我坐在哪里?”

 第二个节目是老师们跳的《春天的故事》。我不有些担忧:老师们换衣服来得及吗?果不其然,隐隐约约看到老师是提着一只鞋上台的。真是应了那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别看她们气势宏大,浩浩,里面可是老的少的全上。

 看了老师第一眼,我就生气。她们穿着白裙子,一人头上绑了个椰子树,这么好的打扮咋不给我们呢?她们的粉和胭脂也抹得特别多,使得脸和脖子颜色差距好多,好象脑袋是别人接上去的,可怕!再看看学生,整个一个“小米加步”抹多少胭脂还得限量,苦啊!

 老师跳舞,脖子就是僵硬,但还是不知好歹地往前冲,也不知道咋编得出这动作。活象一群大白鹅。可不难看出春天来了她们很兴奋,忽然,出了差错,一位老师的裙子太长了,钩在脚底下。老师生气,连蹦带跳地抱起脚来,单脚跳跳跳。这可是开场以来第一个高难度动作呀。裙子下来了,老师又开始伸胳膊伸腿,我们以为风波过去了,谁知裙子还没被解放。她只好又单脚跳到一个角落,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掉鞋子,把裙子下来,速度之慢,无人能比。

 她没注意到她的战友正在对她挤眉眼,原来到了最后一个动作,那位老师又是第一排的,差她就造不成型了,于是她边跑边穿鞋到达了目的地,红幕落了下来。

 我们不敢笑,从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把手举起来,准备爆发雷鸣般的掌声,即使天塌下来,规矩依然照旧。那位老师下台来了,一遍又一遍地近似废话地解释自己的失误。她的脸更红了,红光撒了一地。

 后面的节目平淡无奇,不是大红袄,就是红兜兜。摸爬滚打,跳。

 唯一引起我注意的是一个音乐剧。剧情是说小海燕是地主的“工人”后来红军来了,把小海燕救了。

 小海燕令人失望,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不是哭就是昏倒,要不就是瞪眼睛,眼睛就没闲过。每当这时候,就有个扮成婆娘的,替她指桑骂槐。

 地主这帮子人就要多费点唾沫星子说说了。海燕是一副凶脸孔,婆娘也没有好声气,只有地主上场了,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

 地主胖胖的,让人联想到猪包子,看上去倒不像个坏人。他的那个狗腿子,嘴巴的左上角被点了个大大的“美人痣”看上去可是坏到姥姥家了。

 其中一个被称为学校“黑社会”的“老四”所以说老师在选坏蛋上,内行!

 “地主”很惨,他耀武扬威了一分钟,就被红色娘子军绑起来,跪在地上。

 狗腿子脸了一分钟就不见影了,可能被毙了—不过也不一定,他可能当红军去了,因为我看见红色娘子军的头头嘴巴上的那颗痣没洗干净,他一出来,小海燕一下就扑到他怀里去了。我们观众就有人捂眼睛,有人嚼舌头。

 最惨的还是后面演波的。整个节目就跪在地上,地主来了,就一上一下地挥表示抗议;红军来了,就一左一右地挥表示高兴。人家小海燕都被解放了,她们还跪在地上无边无际地挥舞着双臂。给人感觉就是一群跪着的胳膊。

 也不能多看了,下个节目是我拉小提琴,我想,可别让我跪在地上拉小提琴啊。  m.bWOx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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