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二世纪
　　中国历史一向是环绕着一个圆圈盘旋：一、旧王朝统治阶级腐败灭亡。二、军阀或变民集团乘机夺取政权，发生混战，杀人如麻。三、混战的最后胜利者建立新的王朝，组织新的政府，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四、经过一段安定或繁荣的时间。五、又回到第一：统治阶级腐败灭亡。——如此这般，像走马灯一样，循环不已。

　本世纪的中国，正走上第一第二阶段。首先是外戚政治重现，接着招来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最后，东汉政府在一次农民大暴动后瓦解，大一统也瓦解，遍地战火。

　一西域的丧失

　西域（新疆）重返中国版图，是英雄豪杰们千辛万苦换取来的。本世纪（二）第三年（一○二），总督（都护）班超退休，返回洛。东汉政府派遣一位看起来十分聪明的将领任尚接替，任尚向班超请益说：“我初次担当这么大的责任，深感难以负荷。您在外三十年，请赐指教。”班超回答说：“外的中国官员，差不多在国内都犯过错误，才出立功求赎，并不都是小心谨慎、孝子贤孙型那种人。至于外国人士，更各有各的企图。很难使他们顺眼，却很容易起他们的反抗。你的情，十分严正。俗话说：‘太清澈的水没有大鱼，太严格的要求失去团结。’我的意思是，凡事应该求其简单，对小过错多加宽恕，分层负责，你只总揽大纲，不挑剔小节。”

　班超跟张骞一样，不仅是成功的冒险家，更是成功的政治家。但智慧低一级数的人，永远不能领悟高一级数人的见解，犹如一头牛永远不能领悟响乐。班超走后，任尚讥讽说：“我以为班超有什么了不起源来是个平凡人物。”

　只四年时间，任尚就起西域（新疆）所有国家的叛变。任尚的总督府继班超之后，设在疏勒王国（新疆喀什）。一○六年，各国联合向疏勒进攻，任尚不能阻挡，急向国内求救。东汉政府把他召回，另行派遣一位将领段禧继任总督。但混乱的局势已不可收拾，段禧转战到兹王国（新疆库车），不能再进。兹王是支持段禧的，但兹人民叛离他们的国王，与温宿王国（新疆乌什）、姑墨王国（新疆阿克苏）组织联军，攻击段禧和兹王。段禧把他们击败，不过整个西域只剩下兹一座孤城，前瞻十分黯淡。勉强支持到明年（一○七），东汉政府只得再撤销西域总督，撤回所有残留的屯垦区。

　一一九年，敦煌（甘肃敦煌）太守曹宗试探着派遣部将索班再进入伊吾卢（新疆哈密）屯垦，鄯善王国（新疆若羌）和车师前王国（新疆吐鲁番），重又归附中国。不久，尚未向西移尽的北匈奴残余部落（新疆阿尔泰山南麓）跟车师后王国（新疆吉木萨尔）联合，攻陷伊吾卢，杀死索班。鄯善王国向中国求救，中国政府正困于益严重的芜战，不能出兵。只派遣了班超的儿子班勇担任西域（新疆）参谋长（西域长史），进驻敦煌，遥作声援。北匈奴的残余部落和车师后王国乘这个机会，企图进攻已成为中国本土的河西走廊。身为英雄之子的班勇，忍无可忍，率领六千人反击，生擒车师后王国国王，带到索班死难处斩首，把头传送到一千九百里外的首都洛，悬挂示众。然后征调各国军队，进攻北匈奴的残余部落，北匈奴大败，向北逃走，从此再没有出现。

　然而，中国也没有再派总督，只继续派参谋长代理。班勇的后任，没有一个是适当的人选。这是统治阶级长期腐败后必然的现象，已经溃烂，便很难长出好的果实。最后一任参谋长王敬，他大概很羡慕他的前辈们的威风。纪元一五二年，他击斩于阗（新疆和田）国王。于阗人民反攻，把王敬杀掉。这时，中国正陷于内争，不能再派出使节，西域（新疆）遂再一次的跟中国离。但经济文化的交往，在已经建立了数百年的基础上，并没有中止。

　二羌战的扩大与惨烈

　羌民族对东汉政府的抗暴行动，进入本世纪（二）后，东汉政府除了继续采取高政策外，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使政治清明，这自然办不到。于是羌战从小的冲突，逐渐扩大为大规模的战争。而且向中国本部心脏地区蔓延，直抵首都洛近郊。

　我们将扩大后的重要羌战，摘要列为下表：

　由上表可看出羌战的扩大情形，不但向东方中国本部推进一千余公里，而且每次战役，死亡人数都达数万之多，可推测参加战斗的兵力，当数倍或数十倍于此。羌民族已由消极的挣脱贪官，反抗暴政，进而发展到对汉民族全体仇视。不过，虽然如此，那个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观念，本质上仍是单纯的官民反。因为政府官员贪残凶暴的对象，一视同仁，并不分什么羌民族汉民族。如一一五年，先零部落攻入益州（四川），东汉政府的大将尹就率军围剿，对汉民族同样烧杀，以致民间有两句可哀的口号：“强盗来了还可活，尹就来了定杀我。”尹就只不过一次小小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发生战斗，给人民的伤害已如此惨烈，其他较大战役下的人民遭遇，使我们不忍想象。战争所到的地方，手无寸铁的善良农民或牧人和他们的家禽，同遭屠杀。整个西部中国，千里一片荒凉，白骨遍野，看不到煮饭的炊烟。幸而残存的人民，无论是羌是汉，饥饿使他们堕入吃人惨境。宰相邓囗甚至主张放弃纪元前二世纪死人千万，从匈奴汗国手中夺到的凉州（河西走廊），可看出当时官员的颟顸和情势的严重。

　连绵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巨大民变，因羌民族人口太少，惨重的伤亡使他们无以为继，有些部落几乎灭绝。到了一六九年，终于在东汉政府高手段下屈服。高政策取得了决定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包括撬开了东汉王朝覆亡的墓门。

　三外戚政治的重演

　羌战扩大声中，外戚政治再度在东汉中央政府形成。

　外戚政治于纪元前一世纪，曾导使西汉王朝灭亡。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宣称西汉王朝的中兴，但他却没有能力采取有效行动以防止外戚政治的复活，反而走来走去，仍然走到外戚政治的断桥上。

　东汉王朝执政人物可分别为三种：外戚、士大夫、宦官。外戚是古老力量，士大夫和宦官是新兴力量。这三种人物互相斗争，构成东汉王朝全部宫廷政治史。”我们用下表说明他们在斗争中的关系位置（皇帝下加上者，表示他并非前任皇帝的儿子，因前任皇帝没有儿子或其他缘故，由旁支坐上宝座。）

　东汉王朝皇族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皇帝的年龄都很小。除了开国皇帝刘秀跟他的儿子刘庄外，其他皇帝，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只不过十八岁，最小的还抱在怀里喂，这个现象使外戚政治的重演，不能避免。皇帝既然幼小，当母亲的皇太后自然成为权力中心。儒家学派意识形态和多的宫廷制度下，皇后很少跟别的男人接触，仓促间掌握全国最高的权力，必须面临着她十分陌生的政治行动，作最后决定，她的能力和心理状态，都无法适应。犹如赤身体忽然被抛到街上一样，她恐慌而孤单，唯一可靠人物不是朝中大臣，因为她根本不认识他们，而是她平可以常常见到的家属，她没有选择，只有这些人她才相信能够帮助她解决问题。

　从上世纪（一）末叶，年仅十岁的第四任皇帝刘肇即位时，他的嫡母窦太后就依靠她的兄长窦宪。进入本世纪（二），一连串的娃娃皇帝出现，更加强这种趋向。第五任皇帝刘隆登极时只三个月，他的嫡母邓太后依靠她的兄长邓囗。第六任皇帝刘枯登极时只十三岁，他的伯母邓太后继续依靠她的兄长邓囗。每一外戚，都是如此在政府中冒出来。

　皇帝幼小是外戚政治的唯一基础，所以外戚自己也尽力排斥年纪较长的继承人，以造成非实行外戚政治不可的形势。继承人如果已经成年，皇太后就无法掌握他，外戚就会失去魔杖，所以没有一个外戚不坚持拥立幼儿。第六任皇帝刘祐死后，他的子阎皇后升为皇太后，她跟她的兄长阎显决定摒除刘祐的亲生儿子刘保，而立刘祐的堂弟刘懿。这是一桩骇人听闻的反常措施，皇位不传亲子而传堂弟。但一看年龄便可恍然大悟。刘保那年已十一岁，而刘懿才八个月，掌握八个月的婴儿当然比掌握十一岁的少年，时间要久的多。

　外戚中当权时间最长，声势最煊赫的，一是以邓太后和她的兄长邓囗为首的邓姓戚族；一是以梁太后和她兄长梁商为首的梁姓戚族。邓姓戚族当权三十年，封侯爵的二十九人，当宰相的二人，当大元帅的十三人，当部长级高级官员（中二千石）的十四人；将领二十二人，州长（刺史）郡长（太守）四十八人，中下级官员不计其数。梁姓戚族声势也很大，当权也三十年，封侯爵的七人，当皇后的二人，当嫔妃的二人，当大元帅的二人，子女儿被封为“郡君”（女王爵）、“县君”（女侯爵）的七人，娶公主的三人，将领五十七人。两大戚族的朋友、部属，和趋炎附势的苍蝇政客，共同组织一个当权集团，迄立在政府之中，盘错节，不可动摇。

　可是，外戚们大多数不知道珍惜权力，而只知道滥用权力。只知道贪污暴，一味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梁姓戚族比邓姓戚族更堕落，尤以梁冀这个恶集凶恶愚顽之大成。这当然引起外戚集团以外新兴阶层士大夫们的抨击，不过士大夫显然居于劣势，因为魔杖握在外戚手中。失败的士大夫最好的下场是被免职，但大多数都被砍头或自杀。最传奇的是杜，他要求邓太后把政权归还皇帝，邓太后下令把他装到布袋里，就在金銮殿上当场扑杀。想不到杜跟纪元前三世纪的范睢一样，有最好的运气，在被拖到荒野丢弃时，悠悠苏醒。但他仍假装死亡，僵卧在那里三天，眼中都生出虫蛆，然后才逃到深山中一家酒店当伙计，十五年之后，邓姓戚族失败，才敢出面。

　不但士大夫在斗争中会失败，纵令皇帝自己，如果他想收回本应属于自己的大权，他也同样面临危机。第十任皇帝刘缵，他九岁时，受不了梁冀的傲慢态度，说了一句“跋扈将军”（跋扈，蛮横之意，大概是二世纪时流行的口语，否则一个孩子不会口而出），梁冀立刻就把他毒死。

　政权、军权全部控制在手，外戚似乎立于永远不败之地。

　四土大夫及门第的形成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某一方面类似印度的刹帝利，某一方面类似欧洲中古世纪的僧侣教士。事实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时代中，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之为“读书人”当然读的是儒书。在当时环境，他们以作官为唯一的职业，所以更精确地说，土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担任官员的人物。

　纪元前十二世纪的周王朝中“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纪元前一世纪，西汉王朝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仿效战国时代“招贤”办法，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上世纪（一）时，东汉王朝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愈是增加，而终于凝聚成为一种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推荐”成为知识分子达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荐的标准，除了儒书学识外，还在于道德行为。在强烈的竞争下，必须有突破的声誉，才能引起有推荐权的人的注意。至于如何才能有突破的声誉，那需要出奇制胜。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兢兢业业，追求突破记录的至善。这使一、二世纪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特殊之处，为后世所罕见。

　我们可把它归纳为下列五类：

　一长时期为父母服丧孔丘和孟轲坚决主张的三年之丧，自纪元前二世纪儒家学派独霸政权之后，即用政府力量推行。上世纪（一）初叶，新王朝更硬规定，中级以上政府官员，必须服三年之丧。这个已经被遗忘了的古老僵尸，遂在强大的政治力量下复活。但是，当大家都服三年之丧时，三年之丧便没有什么稀奇了。于是有人加倍的服六年之丧；有人幼年时老爹就翘了辫子，已经服了三年之丧，等长大成人想当官时，硬要再服第二次三年之丧。更有人索服二十年之丧。跟服丧相连的，有人简直哭出血来，有人还真的拒绝吃饭，骨瘦如柴。

　二辞让财产和辞让官爵财产和官爵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目标，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的尤其猛烈，所以在这上面也最容易作出了惊人之举。如分家析产时，弟兄们都坚持要最少的一份。父亲留下来的爵位，本应是嫡子继承的，嫡子却逃入深山，而把它让给其他庶子兄弟。更有若干知名度很高的知识分子，对政府征召他们做官的命令，拒不接受。这种人被美称为“征君”——被皇帝征召而拒绝征召的君子，表示他们情清高，有异于俗。

　三尚侠尚义儒家学派把人类所有行为质，一分为二，一是义的行为，一是利的行为。士大夫的行为，当然应该只考虑“义”不考虑“利”这方面最多的表现是，宁愿牺牲自己，而去为朋友报仇。有些人甚至甘冒被杀的危险，去为被处死刑的朋友收尸，或为已死的朋友送葬千里。

　四廉洁官员的贪污残暴，是古中国社会最普遍的蛀害和罪恶。两世纪中，士大夫在这上作尖锐的矫正，他们互相勉励，以不取非份之财为最大光荣。即令是不违法之财，也不收取，有人曾把朋友送给亡父的奠仪退回，但对于救急解困，却毫不吝啬。

　五对恩主绝对效忠政府高级官员的僚属，大多数由高级官员自行聘任。一个知识分子一旦被聘任，即踏上光明灿烂的仕途。像宰相所聘任的僚属（三府椽），有的只几个月便出任州长（刺史），不数年就擢升为中央级部长。这是知识分子前途最重要的一个契机，在被推荐为“茂才”、“孝廉”后，还必须再突破被聘任这一关，否则仍只是在野之身，飞黄腾达不起来。士大夫对于聘任他的恩主，跟日本武士、欧洲骑士对他们的恩主情形一样，不但要为恩主冒险犯难，还要为恩主牺牲性命。至于为恩主服三年之丧，更平淡无奇。

　上述五类行为，并不是每一个士大夫都做得到，但他们都竞争着或真或假的去做，并且往往做的有声有。当然有它的弊，最普通的是有些人把道德行为当作欺诈手段。像服二十年之丧的赵宣，按儒家规定，在服丧期间绝不许跟子同寝，可是他在二十年之中，却生了五个孩子。又像以廉洁出名的范丹，去探望害病的姐姐，姐姐留他吃饭，他竟然坚持要付饭钱。但即令这种弊，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大的害处。

　士大夫不久就自觉必须维护自己百般经营才得到的既得利益，于是，推荐和聘任的范围，遂逐渐缩小。最初选择对象时，还注重声誉，一个与各方面都没有关系的平民，只要有被称赞的道德行为，就有被推荐被聘任的可能。后来情形发生变化，必须是士大夫家庭的一员（子弟），这个可能才存在。一种坚强的门第观念，因之产生。社会的纵剖面呈现无数直线行业，木匠的儿子继续当木匠；农夫的儿子继续当农夫；士大夫的儿子继续当士大夫，也就是说，做官的儿子继续做官，这就是门第。一个士大夫的门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数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为高低的标准。像杨震，四代中出了三个宰相（四世三公）。像袁绍，四代中出了五个宰相（四世五公）。这种门第，受到社会普遍的羡慕和崇敬。

　——注意“门第”这件事，它强固的维持士大夫阶层干不坠，直到二十世纪初期，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普遍的影响。

　本世纪（二）中叶后，政治虽然腐败，但设立在首都洛的国立大学（太学）学生（太学生），却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训练下一代的士大夫，所以积极支持国立大学的扩充。五十年代时，大学生已多到三万余人。这些准士大夫们——未来的官员，跟政府中已成为士大夫的现任官员们，交往密切。除了谈论儒家学派的《五经》外，不可避免的还会谈论到现实政治。好像新闻记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对人物的赞扬或抨击，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舆论。

　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外戚、宦官所没有的高一层次的情和抱负。外戚靠女人取得权力，宦官靠谄媚取得权力，而士大夫自称靠道德学问取得权力，所以士大夫在本质上就对外戚、宦官轻视，再加上外戚、宦官也确实做出太多的罪恶，士大夫遂注定的要跟外戚、宦官，发生冲突。

　五宦官制度

　宦官，是中国文化体系中最可的产物之一。

　宦官发生于农业社会多制度。纪元前十二世纪时，农业而多的周部落，从西方渭水域向东发展，灭掉商王朝。遂把这一兽的残酷制度，带入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延续了三千年，直到二十世纪，随着帝王制度的消灭才消灭。

　一个男人拥有数目庞大的子群之后，为了防止她们向别的男人红杏出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们像囚犯一样，关闭在戒备森严的庭院（皇宫）之中，与世界隔绝。问题是皇宫工作并不能全部都由女人担任，像到市场采购之类，便是一桩困扰。如果仍由女人担任，她们势必仍要跟男人接触。如果由男人担任，他们也势必深入皇宫。这一些对作丈夫的而言，都使他不能安心。于是周部落姬姓酋长们想出一种残忍的办法，那就是，把男人的生殖器阉割，以供差遣，称之为宦官（宦人·寺人），成为多制度下女人和男人间最理想的媒介，几乎每一个贵族家庭都有需要，而皇宫中需要的数量当然更多。若干皇帝的姬妾，有时达四万余人，以平均一个人服侍十个人计算，可以推测到，至少保持有四千个宦官名额。

　——宦官非常普遍，任何有钱人家，都可以购买。一直到十世纪，宋王朝政府下令止民间蓄养阉奴，宦官才为皇帝所专有。

　世界上很少有男人高兴阉割自己，所以宦官的来源只有两种，一是金钱惑，一是强迫。即令是金钱惑，因为宫廷不接受成年宦官，孩子们又怎么懂得为钱舍身？而收买孩子父母，对孩子来说，仍是强迫。但再穷苦的父母都不会忍心孩子被阉割，所谓收买，也不过表面上伪装。所以事实上只有一个来源，即来自哀哀无告的贫苦人家。这是中国人历时最久的一种悲惨遭遇。诗人顾况曾有一首《孩子》的诗，描写宦官的诞生：

　孩子啊，你生在穷乡

　官员住你，把你残伤

　为了进贡给皇帝，为了获得屋金银

　为了要下狠心，把孩子戴上刑具，当作猪羊

　上天啊，你慈悲何在，使孩子遭此毒手

　神明啊，你公正何在，使官员享福受赏

　爸爸送别孩子：

　“儿啊，我后悔生下你

　当你初生时

　人们都劝我不要抚养

　我不忍心

　果然你遭到此悲苦下场…”

　孩子告别爸爸：

　“心已粉碎，下血泪两行

　爸爸啊，从此远隔天壤

　直到死于黄泉

　再见不到爹娘…”

　——顾况是八世纪时诗人，我们把这首诗提前在本世纪（二）介绍，以帮助我们对宦官的了解。尤其当我们年幼的孩子在身旁蹦蹦跳跳的时候，想到只不过因我们贫穷，政府官员就把孩子捉去阉割，我们会失声痛哭。

　孩子们被阉割后，即被送入宫廷，永远与父母家乡隔离。跟宫女的命运一样，同是投进狼群的羔羊，无依无靠，无亲无友，随时会被杀死、死。折磨死。但宦官比宫女更悲惨，宫女于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或许还有被释放出宫的希望，宦官则永远不能，而是终身奴隶。中国宫廷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宫廷之一，其中有它特有的行为标准和运转法则。孩子们必须含垢忍辱，用谄媚和机警，以及不可缺少的好运，才能保卫自己。最幸运的，入宫后被大宦官收为养子，在养父培植下，逐渐接近皇帝。皇帝是权力魔杖，触及——最好是能掌握权力魔杖，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然而大多数孩子都在魔窟中悲惨死去，犹如无期徒刑的囚犯在监狱中悲惨死去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得到下列数项结论：一、宦官是自卑的，因为他们没有生育能力。二、宦官没有高深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深教育。三、宦官多少都怀着对常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因为他们曾因贫苦而被阉割。四、宦官缺少远见和伟大的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五、宦官缺少节，因为宫廷轻视节，有节的人在宫廷中不能生存。

　所以，当宦官一旦掌握大权之后，我们就不能希望他们比外戚和士大夫更高明，那超过他们的能力。

　六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

　皇帝跟外戚斗争，必须获得外力支持。没有外力支持的皇帝，脆弱的程度跟普通人没有分别。东汉政府第十任皇帝刘缵被外戚毒死，就是一个说明。皇帝想得到外力支持，有两种方法，一是跟士大夫结合，一是跟宦官结合。但跟士大夫结合可能很少，因为皇帝与他们平常太过疏远，而且也不知道谁是攀附外戚的走狗。唯一的一条路只有依靠宦官，别无其他选择。

　最先向外戚发动攻击的是上世纪（一）第四任皇帝刘肇。他与宦官郑众结合，迫外戚窦宪自杀。接着是本世纪（二）第六任皇帝刘枯，跟宦官李闰、江京结合，迫继窦宪而起的外戚邓囗自杀。第七任皇帝刘懿逝世时，宦官孙程、王康、王国，发动宫廷政变，立第六任皇帝刘祐的儿子刘保登极。

　——这是一个使人感慨的单调场景，第一批新贵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地杀掉。第二批新贵也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也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的也都杀掉。以后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我们相信外戚中也有非常聪明的才智之士，如窦宪、邓囗，不可能毫无警觉。但权力的惑太大，使他们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

　五十年代后，情势更趋严重。外戚梁冀当权，十一任皇帝刘志，继被毒死的十任皇帝刘缵之后，对梁冀侧目而视。刘志跟五个宦官密谋采取行动，他知道面临最大危险，生命和前途完全握在与谋的宦官之手。在密谋大计时，刘志曾把一位名单超的宦官，咬臂出血，作为盟誓。他跟宦官已摆了君臣名分，成为黑社会的弟兄。所以在杀掉梁冀并把梁姓戚族全体屠杀了之后，刘志把参与密谋的五个宦官，一齐封为一等侯爵（县侯），又封另外八个宦官为二等侯爵（乡侯）。

　从此，宦官以正式政府官员身份出现，仗着眼刘志咬臂之盟，他们的家族和亲友，也纷纷出任地方政府首长。这些新贵的出身跟宦官相同，行为也相同，几乎除了贪污和权外，什么都不知道，比外戚当权所表现的，还要恶劣。这使本来专门抨击外戚的士大夫阶层，受到更重大的伤害，他们愤怒地转回头来跟外戚联合，把目标指向宦官。并且不像过去那样，仅只在皇帝面前告状而已。士大夫外戚联合阵线，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权力，对宦官采取血对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强烈的反应，中国遂开始了第一次宦官时代。从一五九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一八九年宦官全体被杀，共三十一年。我们把这三十一年中双方的重要斗争，列出一表：

　宦官跟士大夫间的斗争，血腥而惨烈。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表所列宦官罪恶的资料，全都是士大夫的一面之词，而凡一面之词，都不一定可信。即令可信，宦官的确罪恶很重，但仍没有士大夫的罪恶一半重，因为士大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而又一向自称以“仁政”、“道德”为最高的政治理想。经士大夫宣传，我们所知的，宦官的滥杀只有三件，一六○年杀赵岐全家，一六六年杀民女，一七九年杀人悬尸。士大夫却残忍得多，一六○年，连宦官的宾客都杀。一六六年，连宦官的朋友也都杀，更杀宦官的母亲。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颁布后再杀，而且以对宦官苦刑拷打为荣——否则的话不会自己洋洋得意记录下来。像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球，他在审讯王甫、王苗宦官父子时，亲自指挥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们到这种地步，自知非死不可。但求你垂念先后同事之情（王萌也当过京畿总卫戍司令），怜恤我父亲年老，教他少受痛苦。”球说：“你们父子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妄攀同僚情，有什么用？”王萌气愤地说：“你从当小官的时候，出入我家，像奴隶一样侍奉我们父子。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会容你。”这一下揭了球的疮疤，他羞怒集，用泥土住王萌的口，父子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注意球，他娶的是宦官家的女儿，靠着拍宦官的马而逐步升迁，但他本质仍是士大夫。这里有一个易起误会的现象，必须澄清。可能有人说士大夫只对宦官才如此凶暴，其实士大夫对平民也是一样。像前所举的那位守丧二十年，生了五个孩子的赵宣，他并没有犯法，但宰相陈蕃却把他杀掉。北海（山东昌乐）国相（封国行政首长）孔融，他竟把一个他认为在父亲墓前哭声不悲的人处斩。

　士大夫跟宦官斗争中，宦官获胜的机会较多，因为魔杖就在他们身旁。十二任皇帝刘宏比他的前任刘志更依靠宦官，他曾指着两名恶名昭彰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不过宦官力量的基础并不稳固，它全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像球杀王甫父子，只要上奏章弹劾一下，皇帝答应审讯，就可达到目的。由此可看出宦官的权力，实在不足以使人惊慌失措。士大夫阶层如果稍为讲究一下方法，矫正宦官政治的弊端，比矫正外戚政治的弊端，要容易得多。可是士大夫领袖人物李膺、张俭、范滂之辈，使用的却是一种不由分说的反宦官的狂热，以致引起一六六年宦官对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和为期十八年之久的锢（褫夺公权并离故乡），促使整个局势糜烂。

　双方最后一次决斗发生于一八九年，士大夫领袖之一的卫军官袁绍跟外戚领袖大将军何进结合，密谋铲除宦官，何进的妹妹何太后坚不同意。于是，天下最愚蠢的阴谋诡计发生了，袁绍建议：密令驻屯在河东（山西夏县）的大将董卓，统军向洛进，扬言要肃清君侧——讨伐宦官，用以胁迫何太后。另一位卫军官曹反对，他说：“对付宦官，一个法官就行了。却如此转弯抹角，导叛变，恐怕能发不能收，天下从此大。”他的明智见解阻挡不住浆糊脑筋，蠢谋开始执行。宦官得到消息。把何进进皇宫砍头。袁绍遂率领卫军纵火焚烧宫门，攻入皇宫，对宦官作绝种的屠杀，无论老幼，无论平常行为如何，同死刀下，有些倒霉的年纪较长的洛市民，因为没有留胡须的缘故，被误会是宦官，也遭到灾祸。当袁绍攻入皇宫时，宦官张让挟持着新即位的十三任皇帝刘辩，突围向北逃走，逃到黄河南岸小平津渡口，洛追兵赶到，张让投黄河自尽。

　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到此结束。宦官彻底失败，但士大夫的胜利却是悲惨的，董卓的刀子已架到他们的脖子上。

　——据说只有一位宦官，对中国文化有重大贡献，本世纪（二）○○年代，宦官蔡伦发明纸张。从前写字著书，需要用刀刻到竹片上，或写到绸缎布帛上。竹片太重，绸缎太贵。蔡伦改用树皮做原料，制成纸张后，于一○五年奏报给皇帝刘肇，这是中国最早的纸张。到本世纪（二）末叶，造纸术有长足进步，已有精致的“左伯纸”出现。

　七佛教·道教·黄巾

　现在，我们叙述第一次宦官时代中所爆发的黄巾民变。它是中国最大的农民暴动之一，跟当时开始鼎盛的两大宗教相结合，反抗暴政。

　这两大宗教，一是佛教，一是道教。

　佛教据说于上世纪（一）六十年代传入中国（我们不妨推测，纪元前二世纪张窍通西域时，可能就带了进来），东汉王朝第二任皇帝刘庄曾梦见一个金人。有学问的大臣就告诉他，金人是西域（新疆）的一个被称为“佛”的神祗。刘庄随即派遣官员蔡忄音去西域求佛，那时还没有人知道西域的佛是由天竺（印度）传入。蔡忄音于六五年出发，两年后（六七）返国，随同他来的有两位外国籍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和白马驮着的佛教经典。刘庄特地在首都洛东郊。建造一座白马寺，招待这两位高憎并安置经典。不过事实上，白马到中国的六十年代时，佛教在中国已经大大地流行，亲王刘英——刘庄的弟弟就以信奉佛教，举国皆知。

　道教是纯中国宗教，没有人知道它确实的诞生日子。道教跟道家学派有密切关系，老庄哲学的玄虚无为，很容易把人引入一种飘渺幻境。道家学派中有一部分人士转变为“家”介乎学派与宗教之间。这种以炼丹炼金，求长生不死药的高级巫师，被称为“方士”深受历代帝王的。以后方士中又有一部分转变为念咒画符的人物，道教遂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方士中一位大亨张道陵集神秘之大成，在四川鹄鸣山修炼。他用符咒为人治病祈祷，称“太平道”追随他的门徒，都要奉献五斗米，所以也称“五斗米道”张道陵死后，儿子张衡继承。张衡死后，儿子张鲁继承。张鲁时已到本世纪（二）末叶，各地混战，政府因他拥有群众力量，委派他当汉中（陕西汉中）郡长（太守）。

　——但要到三百年后五世纪时，名道士寇谦之出世，才确定“道教”名称，并确定尊奉李耳为教主、《道德经》为经典、张道陵为先知。我们要特别注意“道教”跟“道家”不同，犹如“狗”跟“热狗”不同一样。

　羌战于六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六九年被平，东汉政府胜利的代价之一是；没有被战争直接波及的中原地区，因军需孔亟，在苛捐杂税和官员贪暴，以及地主剥削重重迫害之下，引起大规模的逃亡和民变。逃亡和民变又引起因劳力缺乏而产生的水灾旱灾蝗灾。水灾蝗灾又引起农村破产，到处发生人吃人的可怕饥馑。政府中宦官跟士大夫正斗争的如火如荼，没有人关心那些在死亡中挣扎的农民。农民为了生存，遂逐渐集结在一个标帜“黄巾”之下，希望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黄巾标帜下农民运动领袖张角以他的家乡巨鹿（河北宁晋）为根据地，供符咒传教，一方面称太平道，一方面又称弥勒佛再世，成为佛道二教的混血儿。传教十余年，门徒有数十万人。张角分全国为三十六“方”每方一万人，用四句话作政治号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甲子年是一八四年，一八四年遂成为贫苦农民的盼望。各地公共场所，城墙上，城门上都出现“甲子”字样，人心振奋。

　甲子前一年（一八三）年终，张角的门徒马元义潜入首都洛，联络宦官作为内应，准备明年期到时，夺取首都。可是如此庞大的组织中不可避免的会有内或变节分子，另一位门徒唐周，像基督教的犹大一样，向东汉政府告密。就在一八四年一月，马元义被捕，被最残忍的车裂酷刑处死。根据口供的牵引，辗转杀了一千多人，并通缉张角。张角仓促间下令起兵，一夜之间，百万以上的农民，掀起暴动。他们用黄巾裹头，以分别敌友。

　一八四年距羌战平息，仅十五年。东汉政府用以讨伐羌部落的军队，恰好用以讨伐黄巾。那些凉州（河西走廊）部队在血腥中成长，强悍善战，没有经过训练的农民们，无法与他们对抗，尤其是张角又恰好病死，失去领导中心。于是这一历史的农民暴动，只支持了十一个月，就被分别击溃。然而，这个世界却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原状了。凉州部队开始轻视中央政府，大将之一的董卓，当中央征召他到洛担任宫廷供应部长（少府）时，他不愿放弃军权，拒绝接受。偏偏又遇到两个浆糊脑筋何进与袁绍，利用他来胁迫何太后。

　八十年代最后一年一八九年，当洛追兵在黄河南岸小平津从宦官手中救出皇帝刘辩时，董卓率领大军，适时的赶到，刘辩就在凉州兵团护驾下，返回首都洛。

　八三十一年改朝换代混战

　董卓到了洛后，他的凉州兵团马上把洛控制。中央政府原来那些分属于袁绍、曹的卫军，在凉州兵团面前，噤若寒蝉。袁绍、曹知道已无能为力，先后逃走。董卓忽然高兴地发现，他控制首都就等于控制皇帝，控制皇帝就等于控制全国。他本来只是一个地方部队的将领，现在成了全国主宰。太快的形势变化，使他把政治看的太过于简单。认为现在什么都有了，只缺少威望，而建立最大威望的最大妙法，莫过于把旧皇帝废掉，另立一个新皇帝。于是，他强迫刘辩退位，另立刘辩九岁的弟弟刘协上台。明年（一九○），更把刘辩和他的母亲何太后杀掉。

　董卓没有想到，蛮干不但不能建立威望，反而引起强烈反感，等于把攻击自己的刀柄授给敌人。果然，正苦于没有借口的敌人有了借口，各地反对董卓的武力，在东方集结，推举门第最高的袁绍当盟主，讨伐董卓。董卓对洛是陌生的，他的根据地在关中（陕西中部），于是下令把首都迁到长安，距他进入洛只六个月。皇帝和人民，一齐踉跄上道。为了彻底执行，董卓纵火焚烧洛，自纪元前十二世纪姬旦在洛筑城以来，经营了一千四百年的当时世界最伟大最繁华的都市，化成一片焦土，一百公里以内，不见炊烟。居民仓促中向西搬移，既没有计划，又没有准备，像押送囚犯一样，凉州兵团夹驰道旁，奔腾鞭策，马蹄的践踏和饥饿疾病，使死亡相继，洛长安相距直线五百公里，沿途堆尸体。

　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偏偏坐在非有政治头脑不可的座位上，不啻坐在毒蛇的牙齿上。董卓的暴发户日子只有三年五个月。一九二年，当东方战争胶着时，宰相级官员王允唆动董卓最亲信的部将吕布叛变，把董卓刺死，屠灭董卓三族。——关于吕布干掉董卓的经过，民间传的是一个爱情故事，故事说，王允有一位美貌绝伦的女儿貂蝉。他先让吕布跟她恋爱，等吕布入之后，王允却把貂蝉送给董卓，向吕布宣称是董卓抢了去的，起吕布的杀机。

　王允只是一个谋略家，不是一个有见识的政治家。那时皇帝的威信仍在，董卓死了之后，中央政府下令大赦，社会似乎又有恢复正常的可能。董卓手下大将牛辅，驻防陕县（河南三门峡），不接受命令，击败前往接收他军权的政府部队。可是，不久他就死于军营中的一次夜惊。他属下的三个中级军官李囗、郭汜、樊稠，决心投降，但他们曾经在大赦令之后继续反抗政府，所以要求政府再下一次大赦令。王允坚决拒绝，他说：“刚刚大赦过，不到一个月，怎么可以再赦？”三个军官当然不愿亲自把头到刀口底下，只有叛变到底。他们向首都进军，攻陷长安。霎时间，王允成了叛徒，就在长安城下，执行死刑。三个叛徒则成了国家正式高级官员，昂然地下令镇叛徒。

　——政治，有时很严肃很残酷，有时也很滑稽很幽默，好像一场精彩的卡通，使人忍俊不住。

　三个不成材的瘪三人物，分别担任宰相元帅，共执朝政。合作了三年，到一九五年，李囗、郭汇把樊稠杀掉，接着李囗、郭汜也反目成仇。李健劫持皇帝刘协，郭汜劫持文武大臣，就在长安城中对垒攻杀，五个月中，死伤数万人。长安成了恐怖与饥饿的鬼城。后来由另一位大将张济从中调解，两个小军阀才同意释放刘协和群臣，让他们东返洛。

　刘协与群臣离开长安后，长安城空四十余，强壮的人向外逃散，老弱互相杀害煮食。二三年之内，关中很少看见行人。长安紧接着洛，成为第二个遭到浩劫的都市。

　刘协和群臣刚逃出长安，两个小军阀才发现自己愚不可及地放掉了护身符，二人马上又化敌为友，联合率军追赶。刘协像被缉捕的盗贼一样，拼命地逃。明年（一九六），才算逃到洛。洛早成一堆瓦砾，没有房屋住，也没有东西吃，高级官员们亲自到野外拣柴挖菜，有些就在断瓦残垣间饿死。有些怀中有珠宝的，就被士兵抢劫后杀死灭口。御前会议也只能在废墟上举行，好像一个三的破烂剧团，士兵们围着观看，脸上着看闹剧时的惊奇和嘻笑。

　这时，中央政府的权威然无存，全国被大小军阀割据，无处不在混战。东汉王朝划全国为十三个州，除兖州（山东西部）之外，混战遍及十二个州。最主要的军阀，有下列人物：

　这些军阀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并非变民领袖，而全体都是政府官员，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首长或握有军权的将领。他们表面上对皇帝十分尊敬，即令任用小小官员，也要上奏章请求批准，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当刘协逃回洛，正狼狈不堪时，没有一个军阀运送一粒粮食或一文金钱。袁绍一度考虑过接刘协到他的地盘，但他又想到那等于平空一个管辖自己的主人坐在自己头上，只有傻子才干。唯一的英雄人物是曹，刘协逃回洛的次月，曹就率领他的兖州兵团抵达洛。洛太过于残破，无法居住，于是迁都到他的根据地许县（河南许昌）。

　等到曹开始用皇帝名义向全国发号施令，包括下诏责备袁绍拥兵割据的时候，袁绍那浆糊脑筋才恍然觉悟到皇帝的妙用。他既失去这个机会，唯一的办法是硬着嘴巴宣称曹劫持皇帝。袁绍用对付董卓的办法对付曹，他发动勤王军事行动。刘协迁都许县后四年，即下世纪（三）第一年（二○○），袁绍跟曹在官渡（河南中牟东北古鸿沟渡口）决战，从袁绍建议利用董卓何太后和拒绝接皇帝两件事上，可看出他的智力商数要差一截。决战结束，他以绝对优势的兵力而大败。

　九东西方世界

　一○七年（班超回国后五年），日本倭奴国王师升，派遣使臣到中国，进贡生口一百六十人。

　一五九年（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开始），贵霜王国迦尼迹王，邀请佛教高僧五百余人，集会囗宾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西塔克西拉），统一教义，审定经文。

　一九二年（吕布刺杀董卓），罗马帝国皇帝康摩达，凶暴荒，被元老院下毒后绞死。罗马城卫军，及不列颠、叙利亚、多瑙河等地驻军，各拥立一帝，互相攻战。自奥古斯都大帝屋大维（前三○）以来的统一和平，共历二百二十二年，到此结束。

　一九三年（官渡战役前七年），罗马多瑙河驻军所立皇帝弗拉斯，削平群雄，进入罗马城。大举屠杀富民，把他们的财产赏赐给自己部下（从此，屠杀劫财，成为罗马帝国皇帝发财的传统方法之一）。 　Ｍ.ＢwＯＸs.Ｃｏ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