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05年是藏历木
年，木年的正月初一和汉族农历乙酉年的正月初一恰好是同一天，这样的重合并不多见，而重合之年对我来说有着另一层含义，那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德吉才让喇嘛约定的日子悄然来临了。半年前德吉才让就在电话里对我说：“你们汉历年和我们藏历年重年的这一天是最最好的日子，是汉神和藏神聚会喝酒共同
娱的时候。这一天你来我们塔尔寺，我给你点灯。”于是我和我的朋友孙学明欣然前往。大年初一的塔尔寺不收门票，所有的殿堂门口僧宝隐退，佛宝出世，幽静得就像最古老的历史。德吉才让喇嘛念着经替我们在宗喀巴的法座前点了两盏灯，我们献了酥油和哈达，在静默中享受了一会佛境的深寂与超然，然后就去踢足球。塔尔寺寺门内的广场上，早就开始了一场不拘人数的喇嘛足球赛，我和孙学明立刻加入其中，和几十个红袈裟的喇嘛纠
在一起，正所谓“其乐也融融”晚上，素宴之后，我们住在了德吉才让的僧舍里。聊到夜深人静，我仍然没有睡意，便打开电脑修改《敲响人头鼓》。金刚铃的声音随风入耳，值夜的喇嘛把经念成了神秘的悄悄话。我突然意识到，昌义是对的。他说：“庄严的宗教气氛和作者的调侃是不协调的，寻鼓人自称‘七匹狼’的描写应该淡化。”我立刻决定把调侃全部删去，把“七匹狼”全部删去。虽然不怎么幽默了，却少了许多“眼障”和“落差”美就是和谐，虽然喇嘛是吃
的，但正儿八经的素宴上，最好还是不要有荤菜。一个作家毕生要做的，大概就是把永远的不和谐变成短暂的和谐，把真实的不和谐变成虚幻的和谐。写到这里，我才发现，我这个人最不擅长的就是创造和谐，最擅长的就是在不和谐的两极中挣扎。过去我习惯于在抒情与叙事之间挣扎，现在我又习惯于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挣扎，在表达与掩饰之间挣扎，在世俗与宗教之间挣扎。我是挣扎一次完成一部作品，所以我永远不能耐着
子花几年或者十几年时间去酝酿琢磨一部作品，因为挣扎是一个急于解
的过程，我怎么可能让一
绳子捆绑我那么久呢？解了一绳子，再去寻找另一绳子，在自我绑缚和自我解中获得最大的
足与快乐，这大概就是我了。文学是戴着镣铐跳舞，作家都一样。不同的是，别人一生只需要一种镣铐，而我是希望一年换一种，这一种镣铐舞还没跳好，就又去跳别一种镣铐舞了。好处在于我的经历和体验比别人丰富一些，不好处在于也许所有的舞蹈我都跳不
道。“十年磨一剑”是我对自己的勉励，但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往往做不到什么才会标榜什么，比如最清醒的人通常要把“难得糊涂”作为座右铭，最不能忍的人通常要把一个大大的“忍”字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表里不一的人，常常忍不住心问自己：“铁
自有铁的用处，为什么非要磨成剑呢？”一直关心着我的《当代》编辑希望我一把又一把地拿出寒光闪闪的宝剑来，可我总是辜负他们，拿出来的仍然是
铁。好在作家不似官员、演员和运动员，年龄对他们的限制不是太严格，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说：“我这才开始呢。”是的，我这才开始。梦是大家都可以做的，一铁梦想成为宝剑，这本身就是一个
含
情的过程，是一次幸福快乐的旅行，而不是结果。还是食指说得好：“相信未来。”“相信未来”的重点在于“相信”而不在于“未来”未来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就是那些知道的太多的人。我一无所知，所以我是幸运的。《敲响人头鼓》便是一次幸运的寻访。我们借用人头鼓填补了我们的无知，却暴
了我们更大的无知。说得形而上一点：这是一部横穿青藏高原的书，横穿是为了抵达，抵达彼岸。可是我们抵达了吗？我们的追问是这样的：深藏不的人文源头在哪里？表达未来的神语真言在哪里？灵异巫统的血脉、藏地文化的骨髓、古老宗教的密码在哪里？今天的人文平台是否能够开演昨天的戏剧？当辽阔的原野和壮丽的雪山成为人文机密的避世空间时，我们的全部精神就是去聆听已在万山丛中被隐隐敲响了的人头鼓。人头鼓正在敲响的雅鲁藏布江一如既往地
淌着，喜马拉雅山托起的天空上，那原始云朵背衬着的已不再是无边的混沌而是文明的湛蓝了。而对苦苦寻访人头鼓的我们来说，这是一次生命历险和情出走，是一次体漂泊和灵魂放逐，在文化上是寻，在精神上是寻梦。——
没有尽头，而回家的路就在身后。至于《敲响人头鼓》的写作过程，就不想再罗嗦什么了，因为作品本身就足以说明一切。唯一想说的是，文中那九首用楷体和诗歌的形式排出来的歌词，其实不是唱出来的，而是
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们还没有被作曲家谱成歌曲。我希望在这部作品出版之后，它们能够成为真正的而不是虚拟的歌曲，进入我们的音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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