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
往往在一场演讲之后，群众中会有人到后台来找我，不是和我理论演讲的内容，而是特别来说，"你的国语讲得真漂亮"，或者，"听你的华语真是享受"，或者"您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
我知道我的国语、华语、普通话说得"漂亮"，从小如此。
小学时候，我是那个永远被老师派出去参加国语演讲比赛、朗诵比赛的小女生。比赛题目，不外乎四维八德等。
初中时代，我是那个坐在披
彩带的小卡车里的播音员，对着麦克风念："武昌起义…普天同庆…全体军民同胞一心一德…"，卡车走在游行的学生队伍前头，哦，还有，卡车两旁扎着巨大的总统照片。初中时代，我是那个每天早晨在升旗典礼之后跑上升旗台，拿出小册子，对着六千名师生"恭读总统训词"三分钟的学生，全校光头的小男生和近视的小女生都认得我。
我是那个致毕业答辞的人。
我是那个念总统文告的人。
我是那个…
我是那个国语说得很漂亮的人。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为了说这美丽的国语，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是一个没有方言的人。
我不会说母亲的方言，浙江淳安话。我不会说父亲的方言，湖南衡山话。不会说，因为家乡话代表"土"，那个年头，谁愿做"土"的事呢！
有三年的时间，我住在苗栗，周围很有些客家人，许多孩子也懂客语，可是要我去学客家话？匪夷所思，这个念头都没有。只有人来跟我学国语，哪有去跟别人学客语的道理？
接触最多的，当然是台湾本省人，说闽南语。我全听得懂，也能泛泛地聊天说笑，可是，那毕竟不是我的语言。生气的时候，我不会
口而出"夭寿！"骂小孩捣蛋的时候不会说"猴因仔！"布袋戏里的笑话一知半解，歌仔戏里的哭调更无从捉摸。在淡江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讲闽南语。在对方身分不明之前，我兀自心里狐疑：是菜市场的
贩吗？是机车行的小徒弟吗？是餐馆里送菜的伙计吗？结果，是一个德国籍的传道牧师。
原来，在四十多年压抑地方文化的政策之下，闽南语已经变成了一个只属于贩夫走卒的语言，换句话说，是一个属于所谓下层社会的语言。
我知道为什么自己在本省人的环境中成长，闽南语却并不曾变成我的语言。小学时候，一班六十个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不必因为"在学校说方言"而受罚。
我说的语言才是最高级的。
所以除了这一口漂亮的国语、华语、普通话之外，我什么方言都不会。
然而，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当然也不是"妈妈讲的话"，不是母语；我的母亲，当她说，"夹壁辣个小猫死个老缸五"的时候，用我的国语翻译就是，"隔壁那个小
是个老江湖。"我的漂亮国语当然更不是爸爸讲的话。你总听过湖南老乡说话吧？在这里，我连模拟都模拟不来。有一次，父亲接了一通我的朋友打来的电话，他从第一声"喂"开始讲了将近半个小时，费尽力气向对方解释我已离开，他不必再来。朋友还是来了，因为在那长达半小时的对谈中，他只听懂了开始那一声"喂——"我的国语，自然也不是北京话。我没有北京经验，辞汇里当然就没有北京话的土味儿，也没有北京话的麻辣利落。它只是貌似北京话，但是北京话连着北京的土地，读几篇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就知道那个调调，搭一趟拥挤的北京公车，也能嗅到北京话的泥土气息。
我的听起来像北京话的国语，在台湾的土地上成长，岂不该充
着台湾的土气和芬芳吗？却又不是。连着台湾泥土的，是闽南语，还有客家话，还有先住民的各种族语。我的漂亮的国语，是不附着于土地的。它是一个纯粹的画面的语言。
我不会骂人。最愤怒的时候也不过
口说声"混蛋"。当开计程车的大陆老乡或街头卖槟榔的台湾小贩开骂的时候，那侮辱人的语言，从祖宗八代到人体器官到
体固体的各类排
物．像江河直泻，淋漓尽致，我恭敬聆听之余，实在羡慕。我的眼睛看见生活里的许多面貌，可是我的国语里没有辞汇。随兴走进乡下一座小庙吧；庙里的东西我能说出名字的大概不多。清水寺里有道士作法，他念的什么我听不懂，他作的什么我说不清楚。神舆在庙前随着锣鼓声摇
，抬舆人踩的什么舞步？我不知道。就是振振有辞讲道理的时候，我所援用的成语、谚语、双关语…也都来自书本，是一种累积的知识而不是源于生活的语言。
我的世界，由父亲、母亲、赤脚的玩伴组成。当他们动感情的时候——生气、伤心、痛快的时候——父亲出口说湖南话，母亲说浙江话，玩伴们说闽南话。当他们冷静的时候——讨论、读书、客套寒喧、言不由衷的时候——他们就说国语。
湖南话、浙江话、闽南话，是他们最深的内心世界的语言，属于灵魂和诗的领域；国语。是他们外在理性世界的语言．是一种工具。
方言，像一株虬结的大树，树干连着
，深植于泥土，上有须，须上有土。我的美丽的国语，看起来像株更高贵的树，其实是支笔直的电线杆，接上了线路繁复的电
，但是它不属于土地，更没有。为了说一句令人羡慕的、漂亮的国语，我付出了很重的代价——在语言上，我是一个失
的人。我的语言有正确的文法、典雅的用词、标准的发音，可是它没有祖先对家乡的记忆，没有和四周生活环境血相连的牵绊，甚至也缺少像眷村那种次文化所能提供的养分。我这一口漂亮的国语不但悦耳，而且文明、优雅，但是贫血贫得厉害。因为它唯一的营养来源是书本和制化的教育，不是血
充沛的生活本体。2妈妈讲的话
台湾政治解放了，闽南语终于可以得回它应有的尊严。学者编制台语字典，作家试探以台语写作，学童开口唱台语民谣…我正在为乡土文化的复活而高兴的时候，却看见一张张忧心忡忡的脸。
外省长辈低沉地说：这种地方文化的复苏，很不幸的，夹带着一种报复情绪。有些人的终极目标，不仅只于母语文化的复苏，而在于取代原有的国语文化，换句话说，在推动本土文化的力量中有一股唯我独尊、强烈排他的暗
。他为台湾的文化前景担忧。外省第二代很郁闷地说：台湾，简直待不下去了。他们就硬是欺负你不懂闽南语，好像要把四十年的账全算在你头上。他们冲着你的面，就是不肯说一句国语，明明知道你听不懂；他们摆明了——就是不
你在台湾留下去，好像氓占了地盘似的。不会说闽南语的作家，也很气忿：他们根本不看作品，只查血缘；只要你是外省的，不管第几代啦，就必定是帮国民
的应声虫，有出卖台湾的嫌疑；如果是本省的，那就是台湾的掌门人，法定继承者。在今天的台湾，好做作为一个本省人就自然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好像是一种比较干净的贵族血统。可怕！可怕！我笑。
朋友怒形于
：你笑，你还笑得出来！你笑得出来，因为你不住在台湾，是不是？是不是？对不起，我想我不必为自己不住在台湾而道歉；不能在台湾生活是我自己的一个遗憾。我笑，是因为，这种为了讲"妈妈教的话"而引起的争吵实在太不稀奇了。就看看瑞士和加拿大吧。
瑞士的大族是德语人，可是瑞士德语是一种"深喉咙"的方言，说所谓标准德语的德国人听不懂瑞士方言，就好像我们说国语的人听不懂闽南语一样。瑞士是个小国，对地大物博人多的紧邻德国，一方面
齿相依，一方面戒慎恐惧，唯恐自己的文化受到大国强势的影响。瑞士人保护自己的方言，像园丁保护玻璃房里的奇花异草。方言是他们的"国语"，用在法庭上辩论，在国会中议事，在商场上谈生意，在卧房里说爱，在大街上吵架…来到瑞士的德国人在背后说：这种方言能叫德语吗？难听死了，简直是种喉咙的病！他们冲着你的面，就是不肯说一句标准德语，明明知道你听不懂；他们摆明了——就是不喜欢你德国人，怎么样？！
加拿大讲法语的魁北克，火气可更大了。四周围全是说英语的人，魁北克人一直在困守围城的精神恐怖中生活，为"妈妈讲的话"战斗。你知道吗？在魁北克，一栋房子的外面若是有英文招牌，主人可以受法律制裁。连英美国家的商业机构，譬如纽约银行，到了魁北克都只能用法文翻译出来的名称。可怜了住在魁北克境内讲英语的少数民族，在九百万法语人口中占了百分之十一，这些
受委屈的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只有一条路：走！每一年有两万英语人离开魁北克这个家乡。魁北克人因为对英语强势文化反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提升到意识形态的抗争层次，使境内的英语少数民族备受压力。讲闽南语的台湾人因为对北京语强势文化反感，所以把语言问题扩大为意识形态的抗争，使境内的外省"少数民族"忐忑不安。可是，任何冷眼旁观的人都知道：魁北克让大量英语人
失的作法非但不公平而且愚蠢地伤害了自己，难道不能避免别人已犯的错误吗？不喜欢瑞士的德国人可以回到德国，受排挤的魁北克英语人也可以卷了细软一走了之，大不了到邻省换个工作罢了。可是，你要台湾的外省第二代去哪里呢？比较聪明的可能是瑞士人。他们把自己的"土话"提升到"国语"的地位。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大声说"妈妈讲的话"，讲得理直气壮，口沫横飞．
足了每个民族和部落都需要的自尊感。用在有德国人的场合，更可以发挥同仇敌忾的同胞爱，抵御强势的中原文化。可是，瑞士方言毕竟是少数人的语言。不出五百万吧；讲标准德语的，在世界上却将近一亿人。一个文化要成长茁壮，光凭自尊感和同胞爱显然不够。讲"妈妈的话"的瑞士人，眼睛读的、手写的，却是那傲慢的、令人讨厌的、强势中原文化的语言：标准德语。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就说作家吧！一个瑞士作家若以他"妈妈的话"写一本书，只有五百万人看得懂，若以标准德文书写，可能的读者却超过二十倍。很现实的：如果瑞士最知名的两位作家，弗瑞叙和杜仁马特，不是以标准德语写作，他们是否会享有如此高的文坛地位，就很难说了。另一方面，也由于瑞士人不将自己从广大的标准德语圈中划出来，他们对德语文化的
收和反馈毫无间隔，从大德语文化圈所汲取的养分使地小人寡的瑞士在文化上却壮硕丰。如果有人说，谁在乎市场？我就是要为那少数又少数的人而写，因为只有他们懂得我最深处的伤痛。谁在乎那广大的、世界
的北京话的读者？有这种强烈乡土情怀的作家其实也不少。非洲就有些人根本无视于所谓广大世界的存在，只用他部落的语言写给他村子里的老媪看。谁能批评这份乡土情怀呢？我只有尊敬。如果有一天，华语文学的洪
中竟然独特地发展出一支闽南语文学来，响着不同的音调，那岂不是件令人惊喜万分的事情。被压抑已久的方言文化蓬
地站起来，是社会健康的迹象。除非，这个文化的蓬
是以另一个文化的压缩为代价。我听说，台湾的外省人口已降到百分之十三（不一向说是百分之二十吗？）；外省人外
的比例相当高。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出版业者，逐渐地将经营中心移往大陆。我听说，外省第二代的企业家考虑转移重心…如果是真的，台湾岂不正步上魁北克的后尘？可是魁北克并没有台湾那样的生存危机呀！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吧！语言文化（说明白了，就是省籍差别）成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工具，是四十年来政策偏差的恶果。受过
迫的人不容易冷静、客观而公平地对待从前的迫者。但等这被迫的人得回了他应有的尊严和权力之后，他就有可能推己及人、雍容大度起来。为方言文化抗争的人或许就能理解：谁也没有权利要外省第二代去承担历史的责任。受过迫害的人或许就能同意：历史的组成，并不只有单纯的"迫者"和"被迫者"两个阶级；没有人是纯粹的迫者，也没有人是纯粹的被迫者。受过不公平的痛苦的人，或许更能体会公平和宽容的必要。让权力的分配走上正轨，台湾会逐渐成
，变成一个容忍异己、雍容大度的社会吧！在一个雍容大度的社会里，不管什么妈妈讲的话，我们都说得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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