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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跟我到小冷去!
  地雷上的

 我来到已经不是边境的边境。

 山丘绵延,正是秋的时候。一群大雁正引颈南飞,掠过枫红的山头。可是边境在哪里?

 高耸的监视塔仍旧醒目地矗立在山头,只是墙漆剥落了,梁架断了,玻璃窗破得粉碎。这一地的玻璃碎片、断瓦残砖,像古战场上不死的鬼火,还挟着杀戮的惨。其实才只两年的时间,两年前的今天,在围城中被锁了廿八年的东德人把围墙给推倒丁。

 探照灯还在,但是灯架脚下出一团一团剪断的电线。

 钢筋水泥墙看不见了,可是山坡上有那么一道看似新翻过的泥土,青草还没来得及长出来;你心里明白:再过半年吧!蔓草、爬藤、野花,很快就会覆盖了这道土痕。

 似乎铁丝网还残留一段,就在那森林的边缘。走近瞧瞧,网也没有了,铁柱在那儿平白站着,一的,显得突兀。

 "从前,"卡斯纳说,把手进大衣口袋,"离这关口还有几里路,心情就开始紧张,有生死未卜那种想呕吐又吐不出来的感觉。"

 头发早白的卡斯纳,弯下,用手把一个石块上的泥土抹掉,石块上的刻字现出来:"民主德国",那个已经灭亡的国家。

 "离开民主德国的时候,"我问正在发呆的卡斯纳,"你几岁?"

 "廿一。"他回答,一只脚踏在石块上,"前脚才碰到西德的土地,后脚跟上围墙就竖起来了。不过,三十年来,我每年一度地回去看父母——每年经过这个关卡…"

 一辆汽车在我们附近停下来,钻出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一边咬着手里的三明治,一边放眼眺望;看看远处的森林,踩踩脚下的泥土,一徘徊,一张望,最后视线留在山坡上那道新翻的土痕。

 "来凭吊的人显然不少。"我说。

 卡斯纳趋前和男人打招呼,聊了一会,然后两人一齐向我踱过来。

 "你问他,"卡斯纳出淘气的笑容,"你问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戴眼镜的男人叫费雪;费雪对这儿的山陵熟悉极了,两年前,他是这个边境关口的驻防。

 "您看,平原上有块密林,"费雪指着不远处像岛屿似的一簇森林,"我的部队就驻扎在那里头,外边的人看不见的。"

 我们站在高岗上远眺,深的森林和浅色的平原构成一片温柔静谧的田野风景。

 "管关卡的大多是年轻小伙子,我们是监视关卡守卫的人,不让他们逃走。我们这些人嘛,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有房子家眷,政府算准了我们是不会逃亡的人。"

 "您看见那边的松树林吗?"费雪把手掌遮在眉心,指着黑色的松林,"沿着松林就是地雷区,边境部队自己都不敢靠近呢。"我看见什么?

 在地雷区上,有一只花白牛,低着头,大概在吃草。

 "听说你们在边境守卫之间都有细埋伏?"卡斯纳说。

 "那不止了!"费雪又记起了手里的三明治,咬了一口,说,"边境守卫不知道的是,不只我们这边有人监视他们,就是对面——西德那边的边境部队里都有我们的间谍,这种间谍我们称为V零号。如果我们东德这边的军人偷偷跟西边的守卫说上几句话,那边的细马上就有报告过来。"

 卡斯纳不住地点头,喃喃自语:"我早就这么说,早就这么说的…"

 "躲不掉的,"费雪意犹末尽,"民主德国是个大监狱。那边,您看,还有个监视塔——"

 在平原和森林吻合的地方,有一个黑幢幢的东西。

 "那个塔有个地下室,很小,水泥地、水泥墙,就是专门刑囚拷打的小监狱;您现在去看,说不定地上还有血迹:"

 "费雪先生,您说——"我在小心地斟酌字眼,"您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平?"

 他睁大眼睛,毫不犹疑地说,"当然公平。"

 "为什么当然公平?"

 "我不是自愿入伍的,我是被征去的,不当兵就得坐牢哇!那些年轻力壮的边境守卫可都是忠爱国的狂热分子,自己争取要去的。当然,是总理命令他们开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中呀!"

 "哦!"我深深看他一眼。

 "开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中,就是蓄意杀人嘛!"

 "那么总理昂纳克呢?他也该受审吗?"

 费雪的脸冻得红红的,点头说:"那当然。"

 "请问您母亲多大年纪了?"卡斯纳突然说。

 费雪有点摸不着头脑,还是礼貌地回答了:"八十岁。"

 "好啦!"卡斯纳急急地接着说,"如果您八十岁的老母在百货店里偷东西被逮着了——对不住,这只是打个比方——咱们的法庭不会把她怎么样,因为她年纪太大了,对不对?"

 费雪点点头。

 "咦,那为什么昂纳克要特别倒霉?他也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子了,处罚他有什么意义?"卡斯纳振振有辞。

 费雪好脾气的,慢地说:

 "先生,您看他现在是个可怜的糟老头,可您想想,如果两年前的柏林围墙没被翻倒的话,这糟老头到今天可还神气活现地压制着我们呢!您说是不是?"

 我们往车子走去。六度的气温,把人的手脚都冻僵了。

 "人民军解散了,您现在做什么?从前部队里的同僚都到哪去了?"

 "我本来就是搞汽车修护的,九○年以后,到西德宾士厂去实习了一年,今年回到自己家乡,自己开了个小小的修护厂,其他人嘛——"

 费雪想了一会,在车门边站住,"失业的很多,五十来岁的人了嘛,从头来起,辛苦是当然啦!"

 费雪打开车门,车里头出一张盈盈笑脸,原来费雪太大一直坐在车里等着。

 "费雪太大,"卡斯纳弯下身往车里说,"您觉得统一怎么样啊——我这位中国朋友想知道…"

 费雪太大有一张富态的圆脸,化妆得很匀整。她倾过身子,愉快地对车外大声地说:"简直就太好啦!"

 他们的车子慢慢驶上公路,轮胎经过从前安置电动铁门的轨迹,车身还跳动了一下。

 空口袋街

 从"边境"过来,一路都是建筑工程。修路的修路,补桥的补桥。中断了四十年的火车铁轨重新接上,生了锈的换上发亮的新铁;荒烟蔓草淹没了的老径铺上又浓又黑的柏油。残破不堪的工厂挂出了即将动工的招牌,废弃颓倒的老屋围上了层层叠叠的鹰架,整修蓝图醒目地悬在屋前。

 这条往小冷镇的路线,"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卡斯纳说。这是他三十年来每年一度的返乡路程。

 "右边那栋大楼,你看,本来是公安警察的办公大楼。"

 车子经过这灰色大楼的正面,我瞥见正门上一个崭新的铜牌:"德意志银行。"

 就是这个银行的总裁,两年前让极左的赤军给谋杀了,作为抗议社会主义破产的挑衅手势。

 那个铜牌在阳光的照下闪着光。

 公路边有个个体户小摊,卖烤香肠和面包。

 五十多岁的老板娘面笑容地招呼着停下车来的客人。面包是冷的,香肠可是烫的,还在大树下那个炭火架上吱吱作响,香像一缕青烟,在空气里游走。

 "统一呀?"老板娘在我的纸盘上挤出一点黄的芥茉,"当然好哇!不但行动自由,讲话也放心了。从前见人只说二分话,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不怕了。"

 趁着没有客人的空档,她抹抹手,走过来和我们在板凳上坐下。

 "报仇没什么意思,我说,"她摇摇头,"昂纳克受的痛苦也已经够了,让他去吧!何必呢!我们要向前看。"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一头白发的老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身后,手里挥舞着烤香肠的火钳,"咱们该让昂纳克住在一个一房一厅的小公寓里头,就和咱小老百姓一样;每个月给他几百块钱退休金过活,让他每花一块钱都要烦恼半天,就跟咱小老百姓一样。我说这才是最公平的惩罚,怎么样?"

 "哎呀——"老板娘笑着说,"四十年的烂摊子,也不尽是他一个人搞的…"

 老板娘斜睨着男人的样子,很有女的妩媚。

 "女人的处境有什么不同吗?"我问。

 她偏头思索了一会,边说边想地说:"没啥不同,女人永远是输家。您看嘛,在东德时代,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外出全天工作,但是男人可并不分担家事,女人就是头牛,得作双份工。现在嘛,您只要看看新的领导阶层,从省政府、市政府、到乡镇公所,哪有几个女人?反正,作决定的全是男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样!"

 老板已经回到炭火边,用火钳敲着烤架大声说:"你们别信她的!在我家,只有听她的份,她是我的领导!"

 路的尽头,有一片萧瑟的山林,叶子落尽,山空了,没入天的灰色。山脚下,有一撮村落。

 小冷到了。

 是个冷冷的小镇,一万八千个人口,四百年前,有个叫马丁路德的人曾在这儿住过,躲避教廷对他的迫害。

 一进入市街,就觉得空气坏透了,一股冲鼻的煤烟味。家家户户的烟囱吐着长长的白雾,笼罩着深秋铁灰的天空。家家户户院子里都堆着黑漆漆、脏兮兮的煤。人行道上也散着煤屑。泥土、煤屑、烂的腐叶,挟着雨水,把街道得泥泞。

 我穿着高统皮靴。东来之前,我就知道一个定律:一个国家开发的程度,可以由它街道上的泥泞量来测量。

 人行道上立着漂亮的电话亭,崭新的西方格式。门锁着,透过玻璃往里头看看,啊,电话亭里没有电话,电话机还封在硬纸箱里,等着安装。

 走在灰黯的街景中。煤,混着雨水,把所有建筑的墙壁都蚀出一种肮脏的阴暗颜色,长年不经粉刷,阴暗之外又有一层破败的斑驳。每条街上都有这么一两栋残败不堪的老房子,鬼屋般地耸立。多数的"鬼屋",已经搭上了鹰架,蓝图上描绘着光辉的远景。'

 错落在灰黯的老屋之间,却是一间一间亮眼而摩登的小店。玻璃橱窗里装着特别设计的、具有现代风味的聚光小灯,灯光照着柏林和巴黎最流行的产品:时髦服饰、电视、微波炉、丹麦组合玩具、滑雪器材…

 如果小冷镇有个李伯,在昏了两年之后突然醒来,站在小冷街心,就在我现在站的地方,靴上沾着泥土,他会以为,小冷镇挖到了什么金矿。

 我们的车,停在"德苏友谊街"。徒步转个弯,就到了"空口袋街"。

 "名字奇怪吗?"新店刚刚开张的老板,边擦窗子边说,"几百年来咱们这街一直是小冷镇的风化街、绿灯户。凡是从这条街'办完事'走出去的人,哈,口袋都是空的。"

 他放下抹布,慢条斯理地点起一烟,对着街心徐徐出一口白雾,"民主德国时代,咱们彼此之间都喊这条街叫'共和国街',意思嘛,是说,这共和国和绿灯户一样,搞得人口袋空空!"

 他掏出两边袋,空空的,然后开心地对着空街大笑起来。

 山坡上的房子

 十一月的小冷镇是冷的,裹在靴子里的脚趾都冻麻了。找家咖啡馆暖暖吧!

 灰黯的街道上有一扇陈旧的木门,门上"咖啡"两个字,好像是上一个世纪写的。

 "这竟然还是个咖啡馆?"卡斯纳失声叫了出来。

 里头也只有寥寥几个客人,无所事事着烟的老头和壮得像树睁着眼睛看人的女人。屋顶很高,壁上没有画,整个房间显得寂寥、落寞。

 "三十年前,我们在这房间里跳舞,就在这地板上…"卡斯纳不可置信地望着天花板中间悬挂着的一个玻璃旋转球,布灰尘,"…这个球竟然还在——"

 卡斯纳搔着白头,带着恍然如梦的神情看着冒热气的咖啡,对自己说:

 "时间在这房间里停顿了…"

 厕所,在楼上。门把是坏的,不能上锁。热水笼头卡住不动;地板,不知哪年泡过水,翘起一角。

 这是个三十年没修过的厕所。

 小冷镇自然也有个特务总部,是栋很大的二楼洋房。现在洋房上挂着个牌子:"小冷职校"。

 铁门前竖着一个简陋的石碑,走近一点就可以读清碑上的字:

 "我们纪念八九年十二月在此地发生的群众和平抗暴运动。"

 蓄着小胡子的汤玛士把两手进牛仔袋里,平淡地说,"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什么样的事?"我固执地问。

 "嗯——我想想,"汤玛士开始回忆,"好像是十二月一号吧,那天晚上——您记得,十一月九号柏林围墙才打开——那天晚上,特务还在这房子里工作,灯火通明,小冷镇的人不约而同地拥来这里,把这房子围得密密的。后来,群众情绪越来越高,有些年轻人想冲进去把特务揪出来。我们后来知道,那晚特务在里头销毁文件。有一个年轻人爬了铁门过去,然后大家跟着喊打,就在快要出事的时候,镇里头的牧师到了。他在中间周旋,把群众情绪安抚下来,所以,我们小冷镇算是没有过血的…"

 汤玛士显得骄傲起来。

 他走了。卡斯纳看着堂弟渐去的背影,说:

 "他故事没说完。"

 "什么?"

 "那个牧师。"卡斯纳打开车门让我进去。

 "后来小冷镇开始天流言,说那个牧师自己是特务的线民。没多久,牧师就上吊死在教堂里。留下两个很小的小孩。"

 啊!冷冽的空气使我颤抖。

 山坡上有栋大房子,四周围着菜田。深秋的菜田,不过是带着霜意的泥土,可是在夏天,这山坡上的房子想必是个瓜棚浓绿、桑麻丰饶的家园。

 "那,就是我出生的房子,"卡斯纳停了车,望着山坡,树影中仿佛有只黑色的山羊在蠢动,"现在住的人叫维拿。"

 维拿长着浓密而长的眉毛,像少林寺的长老,一派慈眉善目,很热络地引我们入座。维拿的太大,带着眯眯的笑眼,端出咖啡和饼干来。

 水晶吊灯照亮了黄的壁纸和厚实的地毯,房间透着温暖。卡斯纳和维拿好几年没见了,聊着天。维拿是小冷镇公所营建组的主任,从前是,现在也是。玛格在卫生组。

 "三十七年了!"玛格说,一边张罗着让大家吃巧克力夹心饼。

 "你要我说实话的话,老卡,"维拿喝着啤酒,一双手搁在肚子上,"我得说,统一对我没啥太大好处。我以前月入一千六百东马克,现在收进一千三百西马克。好,汽车是便宜了,洗衣机、冰箱、微波炉…都买得起了,可是,相对的,牛贵了、面包贵了——"

 "贵了!"玛格进来。

 "结果,"维拿点点头,"就差不多,扯平了。"

 "还有呢,"玛格眯眯的眼睛,总似在笑,"现在失业严重啦,警察没以前可怕啦,民主嘛!现在治安可坏透了——"

 "上星期六,"维拿抢过话锋,"一个晚上就有三起盗窃案——在小冷这地方,您想想看!"

 玛格直摇头,表示对人心不古的不惯,想想又说:"以前半夜我都敢上街,现在天一黑呀,我就留在家里打线。"

 她拎起脚边的针线篓,拿出一卷茸茸的线,"我说呀,民主带来开放,开放带来就造成社会不安…"

 "玛格,"我说,"共产垮台之后,你们地方政府里人事淘汰的比例怎么样?"

 "哦,"玛格不假思索地说,"换了起码百分之七十。老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

 那又"红"又"专"的人,当然就被清掉了。那么像维拿和玛格这样属于那百分之三十的人,又是凭什么条件留下来呢?

 我正要张口问个彻底,看见卡斯纳在向我使眼色。

 天已经黑了。我们踩着山坡上的小石阶,摸索着下去。在小径上,卡斯纳问:

 "你懂了维拿是干什么的吗?"

 我在黑暗中点头,"在镇公所搞营建呀!"

 "对!"卡斯纳似乎在笑,"他同时也是小冷镇大号特务!"

 我停下脚步。在黑暗中,山丘上空的天星斗亮得令人晕眩。

 "你看得出维拿日子过得不错,为什么?别人可都穷哈哈的。因为他是特务,他有办法搞到种种利益。譬如说吧——"

 山谷里传来狗吠声。

 "好几年前了,我回来探亲,维拿私下问我是不是能帮他一副西方的汽车安全带;那种东西,东德根本就买不到。你要知道,他可是职业共产干部哇,伸手要资本主义的物质,这罪可不小。"

 我们总算走到了车子旁边,回身看看维拿的房子,温暖的灯光亮着,窗帘里有晃动的人影。

 "我帮他带了一套来。然后,他悄悄跟我说:嘿,小心一点,你跟你父母在匈牙利偷偷会面的事,公安局有记录呢!我吓一跳。所以,维拿和我是有过一次'易'的。我们彼此心知肚明。"

 车子发动了。星光、狗吠、山林的冷意,都被挡在车窗外。"我相信,"卡斯纳幽幽地说,"维拿是那种杀人不眨眼的政治动物。从前小冷镇有多少人落在他手里,我是不知道…而且这种人,永远属于那百分之三十的幸运者。"

 车子弯过山路,山坡上的房子,就被森林遮住了,灯光也在苍茫中隐没。

 争吵

 在黯淡的街道绕了许久,总算找到了我们的旅馆。没有招牌,没有霓虹灯,没有广告,只是这么一栋大宅,立在黑暗的街头。

 按铃。

 来开门的女主人,笑靥人。五十多岁的肥身躯,穿着细细的高跟鞋,很让人担心地在前引路。楼梯的扶手上还遮着施工用的塑胶布,整个房子弥漫着新漆的气味。室内装潢以黑白为基调,配上诡谲的隐藏式灯光设计,一派后现代风格——这是晦暗颓倒的小冷吗?

 小房间里头的布置,像任何最讲究的柏林、巴黎、伦敦或纽约的旅馆,可是,女主人抱歉地说,这一间的浴室抽风机还没装上,因为供货来不及。那一间,什么都齐了,唉,就是没有门。门板嘛,就搁在走廊上,还没装上去,您不知道呀,小冷镇到处都在施工,工人赶场似的一天奔跑好几个工地,今天下午,这门还没装上,工人就被人抢走了。

 我的房间很好,有门,浴室里有抽风机,墙上贴着美丽的粉红色壁纸,头小柜上搁着两颗包装巧的糖。

 躺下来之后,发现天花板上缺了好大一块。

 女主人打开一瓶香槟酒,殷勤地斟在我的酒杯里。

 "这栋房子,是我家祖产。共产来了,而且看样子不走了,我们全家就逃了,逃到西德。"

 一个女人伸头进厨房里来,"克莉斯汀,三号房间的枕头套颜色不配呀,红色的都到哪去了?"

 女主人想了想,说:"大概在楼下洗衣间,你去看看。"

 "我妹妹!"克莉斯汀回头解释,"我们一块儿经营这个。"

 "这个房子,就变成了警察宿舍,上上下下住了好几户人家。做梦也没想到,过了四十年,有这么统一的一天!"

 我们举杯相碰,水晶杯声音像高音阶的钢琴响。

 "我就从柏林回到小冷,向镇公所要回祖产。"

 门铃响,克莉斯汀的妹妹带进来一个客人。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面容憔悴,但是眼睛透着干,一股不服输的神情。

 "一块儿坐坐吧!"女主人取出另一只酒杯,"考夫曼太太!四十年前我们一起读中学的,现在是邻居。"

 考夫曼太太对我点头微笑。克莉斯汀好整以暇地坐下来,继续说:

 "在自己的老家建设投资,当然有些感情因素在,可是累呀!所有的材料都要从西方来,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然后整个德东都在动工,所有材料供不应求,缺三缺四的…幸好工人都还很合作,我特别拜托他们:广告已经作出去了,客人就要上门了,他们是打拼的,倒是那些雇主,哇,神气得很,对工人颐指气使的,工人也都不敢说话,有时候,雇主的要求简直就没道理,工人也不吭声。我觉得,东德人对自己的权益还没什么概念,不敢争取自己应有的…"

 考夫曼太大直摇头:"不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在镇公所上班我知道。克莉斯汀,现在德东所有的雇主对他们的员工都是这么呼来使去的,可原因不是什么民主不民主、权益不权益…"

 "克莉斯汀,"考夫曼身体前倾,急促地说,"这里的雇主明白,工人也明白,每一个工作缺位大概有五百个人在门外挤破头等着要。谁不听使唤谁就走路。我问你,你敢不听话吗?"

 "好嘛,我承认失业严重使业主嚣张,"克莉斯汀摆摆手,然后另辟战场,"可我还是觉得东边人比较——比较缺独立判断能力,因为他们有四十年的集体教育。"

 克莉斯汀看看考夫曼,考夫曼抿着嘴不吭气。

 "东德的女人都上班,生了小孩,才一岁就往托儿所送,早上天还没亮就送去,晚上天黑了才接回来,一天反正只要付托儿所一块半马克,作妈妈的可以生了孩子不养孩子,坐在办公室里喝咖啡聊天——"

 考夫曼太太面无表情。

 克莉斯汀越说越生气:"那么小的孩子,那么长的时间,没有爸爸妈妈,过着军队一样的集体生活,接受共产什么领袖主义国家七八糟的观念——这些孩子长大——"

 "长大得很好,我觉得。"考夫曼打断了克莉斯汀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觉得孩子们在托儿所幼稚园里过团体生活,可以学习合作、容忍、谦虚…种种美德,那是西德小孩没有的美德。"

 女主人一个劲儿地摇头,"喏,你看那些用汽油弹攻击外国难民收容所的东德青年,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从小在托儿所长大,没有来自父亲母亲的呵护、温暖,集体教育只教他们服从,所以一旦自由了,没有在指挥他们,没有警察在监视他们,他们就杀人放火了…"

 大概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克莉斯汀为客人又斟了一点酒,可是嘴巴不停:

 "你别生气,我可是说真话。我觉得,一个一岁不到就被送到托儿所去的小孩,长大了一定头壳坏掉不正常!"

 考夫曼不动新斟的酒,只是冷冷地,从鼻子里发出丝丝的声音:

 "这么说的话,我们新邦一千七百万人都是头壳坏掉的怪物了!"

 克莉斯汀不说话。

 我愉快地保持静默。

 我们就那么僵坐着。在小冷镇一个小小的厨房里。

 好朋友米勒

 一个身材高大、头半秃的男人背对着我们,弯着,正在擦车。

 "就是他,"卡斯纳缓缓把车靠边,"米勒,小学同学。你看,头比我还秃!"

 米勒转过身来,很朗地笑着,热情地伸出大手。

 "这两年啊,"我们并肩走着,"两年里的建设比四十年还多哟!"

 四十九岁的米勒,曾经当过小学教师;曾经坐过一年牢,因为他拒绝入伍;曾经是东德大电脑厂的一个小主管。

 我们站在一户人家院子外面。冬天,叶子落尽,树篱因而空了,出院子里一堆小山似的黑煤。煤堆旁,摆着个像防空那么大小的铁罐。

 "这是态瓦斯,"米勒指着大铁罐,"渐渐的,煤就要被淘汰掉,我们就可以呼吸新鲜一点的空气。"

 米勒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眼袋,看起来人很疲倦。

 "我还在电脑厂上班,不过只上半天。下个月,大概就要走路了。"

 多少人要跟着走路?

 大概有五千多人。

 退休金呢?

 什么退休金?每个人头给三千块,我在这厂干了十五年!人家西德人的退休金还是遣散费——我也不知道这该叫什么——比我们多好几倍。

 "嘿!"卡斯纳突然进来,手臂搭上米勒的肩膀,"老朋友,你不怪我直说。西边人退休时领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他平时一点一滴存起来的,是他流汗工作的收获。不努力的人照样没有。德东人领三千块钱当然是少,不过,你要想想,米勒,要多的话,谁来出这笔钱呢?西边人负担已经够重了!"

 米勒尴尬地搔搔头,自我解嘲地,喃喃地说:"是嘛是嘛,谁来出这个钱?"

 一直默默走在旁边的米勒太大笑着打岔,"我看哪,昂纳克的共产应该出这个钱。他欠咱们的。"

 "哦——"我转头看她,"所以您认为昂纳克该受审判?"

 米勒抢着说:"那当然。他把我们害得多惨。我今年五十岁了,马上要失业,你要一个五十岁的人重新去做学徒不成?我最近常做梦…"

 高处一扇窗户打开,一个女人倚出窗口,奋力抖动着被子。

 "梦里老在想,怎么这革命不曾早来个十年?早来十年我才四十岁,一切都还可以重新来过,现在呢?"

 窗户关上,一只大脯的鸽子拍拍翅膀,停在窗沿,往下俯视走动的行人。

 树林里有一家度假旅馆,餐厅里燃着灯;在这冰冷的下午,那灯光透着温暖。

 进去坐坐吧?

 米勒踌躇着。还是不要吧!这是小冷镇最豪华的度假旅馆,一向是那些特权干部和特务去的地方。时代固然变了,"总是感觉不舒服。"米勒皱着眉头。

 "我们听说,"米勒太太说,"那些特务大多隐姓埋名躲到西德去了。在西边比较不容易被认出来。其实,认出来又怎么样?我们这些被欺骗、被迫害了四十年的东德人,现在只顾得及往前看,看明天的日子怎么过,前头的路怎么走,实在没有精力去追究过去的是是非非…"

 '可我们隔壁那一对,"先生不同意地瞟着太大,"不吵得厉害?"

 "那是由于失业,以前社会主义大锅饭,男男女女都工作,现在不是男的失业就是女的失业,要不然两个都失业。每天窝在家里,谁都看谁不顺眼。我跟你说,这时候呀,要离婚的人家特多呢!"

 "您问我究竟统一好不好哇?"米勒太大闪着明亮的眼睛,"当然是好。东德已经坏到底、烂到底了,真是谢天谢地统一了。现在这一切的辛苦,我觉得都只是过渡的、暂时的。只有一点我搞不懂…"

 她抬起脸望着丈夫,仿佛在征求他的意见,"怎么说呢?就是,不知怎么的,过去有势力的人现在还是有势力。说是改朝换代了嘛,怎么从前部的头头什么的,现在摇身一变就成了什么有限公司总经理…您说奇不奇怪?"

 米勒沉默着。

 我们在他擦得发亮的欧宝车前握手道别。

 往小冷老街慢慢踱过去。卡斯纳扯扯我的袖子,要我回头再看看米勒的住宅。

 嗯,确实是栋好房子。两层楼,占着市中心枢纽的地位。墙壁经过粉刷,在灰黯的街景中特别显得漂亮。

 "你大概觉得,"卡斯纳用揶揄戏的眼光睨着我,"五十岁的米勒要失业了,可怜死了!?"

 我以静默自卫。

 "这房子,值好几十万,他可是小冷镇的资产阶级哪!我问你,这房子怎么来的?"

 我们在人行道的板凳上坐下。卡斯纳慢条斯理地点起一支烟,对着他家乡的天空长长出一口烟,看着烟回旋缭绕。

 "我从头说给你听。米勒工作的这个电脑厂,当然是国营的了,生产电脑。后来,中央里头有人说,共产得为小老百姓多效劳,所以下了个新命令,这电脑厂也得开始生产什么螺丝起子之类的东西。电脑厂当然做不来,就偷偷向别人买成品,拿买来的成品向上面待。我的好朋友米勒先生嘛,当年就专门负责这秘密采买的任务。既然秘密嘛!当然账目就不必十分清楚。"

 "总而言之,"卡斯纳弹掉一节烟灰,站了起来,"总而言之,他那栋价值连城的房子,就是他长年收取回扣的收获。懂了吧?"

 我懂,咱们走吧,我说。  M.BwOX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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