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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特殊作业
  魏正隆发现李国藩自从市长前面的“代”字拿掉后,越来越难以驾驭,每次开市委常委会都是书记、常委等市长,在书记、市长同时出席的重大活动中,李国藩经常拍板表态。魏正隆承认李国藩思维敏捷,自己这个书记总比他慢半拍,但是谁是书记,你李国藩心里应该有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官场干了半辈子了,官场上的套数你李国藩不会不懂,既然懂,说明你李国藩没把我魏正隆放在眼里,我是的书记,我是东州市委的领导核心,你不把我放在眼里,就是不把放在眼里。就说这次市政府办公楼加层,连个招呼都不打就上了,中央现在三令五申严控办公楼违规修建,李国藩竟敢顶风上,想抛开的领导,另立山头,此风如果不下去,你李国藩就离翻船不远了。为了敲山震虎,魏正隆决定视察银环路工程,并亲自给李国藩打电话,通知李国藩陪同。

 李国藩接到魏正隆的电话以后,觉得味道不对,李国藩是个聪明人“这是要先礼后兵啊!”他当然不会把魏正隆放在眼里,在他看来,无论是魏正隆,还是荣立功,都不是干事的材料,做四平八稳的官还行,但是,做惊天动地的事却做不了。就说银环路工程吧,在魏正隆、荣立功手里论证了多少年了,就是动不了工,我李国藩一来,立即就锣鼓喧天地干了起来,你魏正隆不是想看看银环路工程吗。那我就陪你走一趟,让你开开眼,看看我李国藩是怎么干事的!李国藩欣然应允。

 银环路工地上旌旗招展,热火朝天,几辆轿车停了下来,魏正隆、李国藩各自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并肩视察工地。

 “国藩,”魏正隆欣慰地说“工程进展真是一天一个样啊!”“这条路早一天通车,东州市早一天受益呀!”李国藩得意地说。

 “国藩,别说我没提醒你,”魏正隆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这是一条勤政路、廉洁路,咱们可不能因为修一条路而倒一批干部啊。”

 “放心吧,老魏,”李国藩不以为然地说“我已经让市纪委组成监督小组,进入指挥部,从头监管到尾。”

 “这个办法好,”魏正隆赞许地点了点头“资金到位怎么样了?”

 一提到资金,李国藩叹了口气“外商还差三分之一的款,国昌在北京学习,我有点舍手啊”

 魏正隆微微一笑“空再让他跑跑香港,资金是个根本啊”

 中国市长协会第二次会长联席会议在成都闭幕后,张怀亮直接回了东州,我陪张副市长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刚回到中央校,张副市长就交给我一份作业提纲,提纲要求中青班学员人人要写一份分析报告,可以从五个方面剖析灵魂。一提到“灵魂”两个字,我就有点抓瞎,一个人剖析自己的灵魂尚且不易,何况要剖析别人的灵魂?我心里打怵,但嘴上还是应承下来了,我在大学二年级就入了,但从未写过分析报告,不用说张副市长也从未写过,张副市长一再叮嘱这份分析报告非常重要,可以说是青干班最重要的一份作业,不仅要在全班宣读,而且有中组部领导旁听,当时我内心的压力像泰山一样沉重。

 当天下午我乘飞机返回了东州,在飞机上,我思前想后,都觉得这份特殊的作业太难了,剖析深刻了怕剐着碰着张副市长,再给他的仕途之路带来什么麻烦。轻描淡写肯定过不了关,何况张副市长是个要强的人,我能看出来他的心情,他憋着劲想借分析报告在班上脸,但他又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掌握好度,既要深刻、触动灵魂,又剐不着碰不到他,我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回到东州,我搜集了有关张副市长的所有资料,从资料中得知,张副市长祖籍在北京,清朝末年北京大栅栏有一家赫赫有名的玉石老字号叫“玉石张”便是张副市长的祖辈开的,后来为躲避战和仇家逃难到了东州,在东州扎了,不过玉石生意和手艺从张副市长的祖父手里丢掉了。张副市长出生在普通工人家庭,十岁丧父,十三岁丧母,从小就是孤儿,是在亲戚家长大的。由于个人勤奋好学,又有心计,一点一点奋斗到今天的地位,其中甘苦可想而知。

 古人讲“用谲不失其正,行权不诡于道”可是我对张副市长的规矩越来越不敢恭维,总觉得他的内心世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让我对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隐忧。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在识别领导选择领导的同时,也选择了自己的命运,我的命运毫无疑问地与张副市长拴在了一起,他值得信赖吗?其实,我经常这样问自己,然而我越扪心自问越迷茫。

 在剖析张国昌灵魂的过程中,我的灵魂却躁动不安起来,我的思想像苏醒的黑水河,不停地寻找心灵温柔的两岸,并朝它幽远的深处去。我知道命运的虚伪不是一般的虚伪,而是非常成的虚伪;命运的圆滑不是一般的圆滑,而是非常成的圆滑。面对命运,我无法逃遁,也无处逃遁。生活给人更多的不是感动,而是震撼,领悟生活,首先要领悟自己,领悟了自己,还应该提醒别人,提醒了别人,自己才可能有出路。张副市长会接受我的提醒吗?我陷入一种深深的迷茫。

 为了写好分析报告,这两天我煞费苦心。我按照中央校提纲要求的五个方面,写了约有一万字,因为我从未写过这类东西,先抛砖引玉,等张副市长看后再删改。

 一晃又是周末,我去北京接张副市长回东州,在飞机上,我将写好的分析报告交给他,他在飞机上一直看,看得很认真,一路上基本看完了,但什么也没说,我的心顿时揪了起来,贴身跟了他快一年了,对他的品我再熟悉不过了,没说什么就是不满意,但也没提出再让我修改的意见,似乎我写的这个报告可有可无,我断定张副市长一定也找别人为他写分析报告了,会找谁呢?最熟悉张副市长同时他也最信任的人只有韩寿生,难道张副市长也把分析报告的活儿交给韩寿生了?我带着这个疑问陪张副市长回到了东州。

 第二天下午,张国昌和李国藩一起召开了银环路工程调度会,会场安排在工地指挥部。调度会开得热烈紧张,李国藩和张国昌都是大烟筒,与会者赛着大哥大,指挥部里是云雾缭绕。

 “同志们,”李国藩打着手势说“这是一场战役,是一场规模宏大、史无前例的大仗,为此,我们要把银环路工程建成廉政建设的示范工程。”

 “我与李市长商量了一个七不准、五公开,”张副市长环视一圈会场说“下面请仁杰同志给大家念一念。如无异议,便是铁的纪律,便是银环路建设的‘军法’。”

 丁仁杰清了清嗓子念道:“七不准的内容是:不准各级管理人员介绍亲朋好友参与工程、搞不正当竞争;不准以任何借口收受回扣或索取任何好处;不准任何施工企业在使用材料上掺杂使假,以次充好或转手加价;施工中,不准多头分包、层层转包,二次转包需经指挥部批准;不准地平材料(沙砾、石料)借机哄抬物价,缺尺少秤,违者将被吊销营业执照;不准任何部门的工程建设和施工单位收费、摊派,罚款。五公开的内容是:公开动回迁和建设资金使用情况,公开实行工程建设的招投标;公开成本造价;承建单位公开材料进货渠道、价格和原材料消耗;公开责任体系、监督网络。”

 丁仁杰念完后,张副市长接着强调说:“大家如果对七不准、五公开无异议,就由市纪委、市监察局组成的监督小组负责监督执行。”

 散会后,李国藩、张国昌又到工地,看望了工人。在工地,李国藩煽情地说:“工人师傅们,你们的任务很重,很艰巨,困难很大,但东州市人民相信你们。希望你们既要有科学的态度,又要大胆创新,不辜负全市人民的希望。”说着与工人们一一握手。

 我陪张副市长忙了一天。傍晚送他回家,刚下车他就对我说:“雷默,你跟我上一趟楼。”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便跟着上了楼。走到他家门口时,他突然停住脚步说:“雷默,应该说你的理论水平比我都高,但是写的东西操作不强,我在车里没说,是怕马厚听见,你不好意思。分析报告我让韩寿生也写了一份,我觉得他比你写得好,操作强,咱俩上楼,我用传真机给你复制一份,你拿回去学习学习。”

 我的预感终于应验了,当我拿到韩寿生写的分析报告后,心情复杂极了,好比夜里被霜打了的花朵,我看着张副市长近视镜后面凸起的眼球,仿佛看到了靡菲斯特的目光。张副市长先是揶揄我“你的理论水平比我都高”然后又挖苦我“但是写的东西操作不强”仿佛在借靡菲斯特之口说:“理论之树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树常绿”然而,我一边下楼耳边一边回响着《跳蚤之歌》:“跳蚤穿上了龙袍,浑身金光闪耀,宫廷内外上下跳,他威风得不得了。啊哈!哈哈哈哈!跳蚤?…”我觉得我就像歌中的跳蚤,却又像被跳蚤咬了一样浑身痛

 晚饭后,杨娜想让我陪她去散散步,我说太累了,便把自己关在书房内看着放在写字台上韩寿生做的分析报告运气,不知不觉了半包烟。杨娜散步回来时,一支烟正在我的手指间悄无声息地燃烧。

 “默,干吗呢,眼睛直勾勾的,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杨娜关切地问。

 “还不是分析报告闹的,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写完了,人家不满意,说什么操作不强,分析报告又不是会议纪要,是剖析思想,要什么操作,这不,背着我让韩寿生也写了一份,说韩寿生写的有可操作,把我写的给毙了。”

 “张市长怎么这么做事呀?”杨娜抱怨地说“每天都像在搞阴谋诡计似的。”

 “这种人对谁都不信任,我看他连自己都未必全信。”我牢腹地说。

 杨娜顺手拿起韩寿生写的分析报告看了起来,她越看越觉得不对劲:“默,这哪儿是分析报告,这不是坦白书吗,这份分析报告,张国昌如果上去,怕是要开除籍了!这还是人民公仆吗?这里面写的都是真的吗?”

 “谁知道是真是假,明天我送他回北京,飞机上再说吧。无论如何我都得把我的想法告诉他,要让他知道韩寿生写的这份分析报告一旦上去的后果。”我愤愤地说。

 “默,”杨娜心疼地说“真难为你!”

 “娜,你不知道,我现在就像一团萤火,既不燃烧,也不熄灭,游出与落之间。”我痛苦地说。

 “默,原以为当上市长秘书,前程就有了保障,没想到你这么痛苦。”杨娜抚摸着我的头说。

 “娜,有时候我真想学学《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喊上一句:皇帝他没穿衣裳!但是看一看周围那些欢呼雀跃的人,你就知道世俗的力量有多强大,什么勇气都没了。”我又点了一支烟蹙着眉头说。

 “不行咱就不干了,”杨娜天真地说“你这么委屈我看着心疼!”

 我望着可爱的子无奈地笑了笑:“娜,离开也要等时机,现在要是离开,人家会以为我干废了,再说,张国昌也不能放我,还是先忍着吧。”

 有时候杨娜就是我的“生命意志”她让我在现实世界中有一种悲剧般的*,这种*就是相濡以沫,有时候我们就像两条鱼,泉水干了,我们在相互润中融合,体验“太一怀抱”中的快乐。

 第二天我送张国昌回北京,我们乘早晨第一班飞北京的飞机,尽管我没通知任何人前往东州机场送行,但是机场贵宾室还是挤了人,我发现韩寿生很得意地坐在孟丽华身边,我从他斜睨我的目光中能看出来,他觉得自己在分析报告这件事上赢了我赢得很开心!从张副市长家到东州机场,一路上我什么都没说,我憋着气想等飞机起飞后再说。

 飞机终于起飞了,张副市长一边用空中小姐递过来的热巾擦着脸一边得意地问:“雷默,你看了韩寿生写的分析报告有什么感想啊?”

 我冷哼一声说:“说实话,老板,我没有感想,只有担心!”

 张副市长听罢先是一愣,然后笑着说:“你小子是不是不服气呀,寿生的理论功底不如你,但是写得很实在呀!”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老板,韩寿生这份分析报告写得有点实在到家了。”

 “这话怎么讲?”张副市长敛起笑容严肃地问。

 我双手一摊直白地说:“分析报告,分析的是都没有了,还怎么分析?”

 “什么意思?”张副市长警觉地问。

 “老板,”我开诚布公地说“韩寿生的报告分四个部分,”我随手从皮包里拿出韩寿生的报告展开“一是放松世界观改造,共产主义信念有动摇的时候。一个共产员连信念都丢掉了,还有吗?二是放松宗旨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背离的时候。一个共产员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背离了,还有吗?三是抵御不住不良习气的侵蚀,有接受吃请的时候。中央三令五申严大吃大喝,你这不是顶风上吗?四是抗拒不了人情世故,有过收受礼品的行为。收受礼品,礼品数额有多大,如果超过五千元是要判受贿罪的,一个受过贿的共产员还有吗?张市长,我不知道这份分析报告说的是不是事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不是一份分析报告,而是坦白书,后果是什么,你应该比我清楚。”

 我振聋发聩的一番陈词,吓得张国昌的脸色顿时白了。他从我手中拿过去韩寿生写的分析报告仔细琢磨了一路,直到下飞机,他也没说一句话。

 到了首都机场,丁能通又是一番隆重的接机,在贵宾室小憩后,径直送张副市长回了中央校。我为张副市长打扫了房间,又打了两壶开水,这才与丁能通一起回到驻京办。

 这几天需要处理的文件特别多,由于忙着给张副市长写分析报告,这些文件和群众来信都撂下了,张副市长不在东州,下面各委办局、县市区要汇报工作都要先找我,我着急回去处理,就让驻京办买了下午四点钟的飞机票。

 中午我去驻京办食堂吃饭,食堂里人很多,打完饭想找个座位,发现张炳祥一个人坐在靠窗的饭桌前闷头吃饭,我径直走过去,坐在他对面笑着问:“炳祥,什么时候到的?”

 张炳祥没想到我会在驻京办吃饭,表情有些意外“我昨天到的,一点私事。”

 “什么私事,神神秘秘的?”我开玩笑地问。

 “我女儿在北京大学读书,我来看看她。她托福考得不错,被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录取了。”张炳祥骄傲地说。

 “是吗?”我吃惊地说“恭喜,恭喜!”

 “雷默,”张炳祥自豪地说“不瞒你说,我女儿是去年东州市的高考文科状元。”

 “炳祥,你真行!”我敬佩地说“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

 “哎,”张炳祥叹息一声说“我这辈子算是没有什么出息了,希望就寄托在孩子身上了。”

 “得了吧,你是市政府办公厅第一大笔杆子,还不知足?”我略带嘲讽地说。

 “我给人家作了一辈子嫁衣,自己想做的事一件也没实现,活着不仅委屈,而且不真实,是一个一辈子不认识自己的人,有什么可知足的?”张炳祥沮丧地说。

 想到给张副市长写分析报告受的委屈,我对张炳祥的话很有同感,我到张炳祥这把年纪会不会也这么沮丧呢?

 “炳祥,”我深受感染地说“认识‘自我’难,实现‘自我’更难,人有几个能找到‘自我’的?”

 “我时常想为什么,”张炳祥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说“人都像粘在了一大团黏滞的圆球上,无法深入,但又离不开,被粘住了,一辈子处于既进不去又离不开的状态,我们已经天旋地转了,但是还要不停地呕吐,因为只有靠呕吐才能粘在球上。官场上的人大都是呕吐者?我写了一辈子废话,全是呕吐出来的。”

 张炳祥的话让我有了一种呕吐感,我心想,人看到腐烂发臭的东西才会感到恶心,恶心是一种想吐又吐不出来的感觉,难道我们就活在这样一种感觉中?

 雷默,你说我这个大笔杆子有什么意义?”

 “是啊,”我深有感触地说“以你的才能,任个市政府副秘书长绰绰有余,可是…”

 还未等我说完,就被张炳祥打断了:“兄弟,无所谓了,五十多岁了,小学生写作文都会说我是个半百的老人了。”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大哥,太伤感了吧。多想想女儿。”

 一提女儿,张炳祥眼睛亮了起来:“对,我现在就盼着女儿出息,雷默,你什么时候回东州?”

 “我买了下午四点钟的飞机票。”

 “我也是,咱俩一趟飞机。”

 “太好了!”

 下午,我和张炳祥在首都机场刚过完安检,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我一看号竟然是张副市长打来的,我顿时有一种预感,大概走不成了。

 “雷默,上飞机了吗?”张副市长的口气有些焦急。

 “还没有。”

 “先不走行吗?”张副市长竟然用了商量的口气。

 “有事吗?”我试探着问。

 “韩寿生那篇文章我找几个同学看了看,都说这么写不行,要重写,时间紧,明天下午一点半,要在全班宣读,有地方局的领导听。”张副市长心急如焚地说。

 我听明白情况后,反倒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因为我用实力证明了我的正确。“张市长,我和炳祥在一起,我们俩一起去你那儿怎么样?”

 “太好了,”张副市长兴奋地说“有炳祥这个大笔杆子在,我就更放心了。”

 “炳祥,”我挂断手机问“晚回去一天怎么样?”

 “有事吗?”张炳祥不解地问。

 我说明情况后,张炳祥无奈地笑了笑说:“那好吧。”

 我和张炳祥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中央校,赶到张副市长房间时,正是吃晚饭的时间,学员们陆陆续续地去食堂吃饭,张副市长没心情吃晚饭,我和张炳祥推开他的宿舍门时,他一直焦急地在房间里闷烟。

 我俩一进门,张副市长连忙起身,将一个资料袋递给我,催促道:“雷默,你和炳祥熬个夜吧。我问了一下,写完的学员没有超过三千字的,时间很紧,你们去准备吧。”

 我出资料袋内的材料,没有什么新东西,一份分析报告写作要求,一份我写的分析报告,另一份是韩寿生写的。

 从张副市长宿舍出来,我有一种茫然若失的紧张,责任重大,必须找到一份往届学员写过的分析报告做参考,我想到了潘文言,情不自地拨通了他的手机。

 “文言,在办公室吗?”

 “雷默,我正要下班,有事啊?”

 “文言啊,张市长写分析报告,把活儿交给我了,我没写过这东西,你一定帮我几篇范文,拜托老兄了。”

 “分析报告是存档的,出来很难,但老同学的忙我一定帮,你在办公室等我,我去办。”

 我和张炳祥怀希望地走进潘文言的办公室,房间不大,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架、两个单人沙发就把房间装了。我一进屋就盯上了房间内的书架,书架上有很多方面的书籍和刊杂志,我和张炳祥分别找了十几本书籍和杂志。大约半个小时,潘文言急匆匆地回来了。

 我简单向他介绍了张炳祥,然后急切地问:“文言,怎么样?”

 潘文言笑着说:“总算找了三篇范文,其中这篇叫《中青年领导干部一定要过好名利关》,参考价值最大。”

 “太谢谢了!”我如释重负地说“文言,我们找的这些资料也拿走了,用完了再给你送回来。不打扰了,我们先走了。”

 潘文言像看命子似的嘱咐我用完这些资料一定给他送回来。

 我一边走一边说:“放心吧。”

 回到驻京办,连晚饭都没吃,我和张炳祥躲到房间里开始翻资料,企图从中找到灵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和张炳祥仍然一筹莫展,我一边翻看材料一边思索,在政府工作这么多年,什么急难险重的材料没写过,为什么被一篇三千字的分析报告给难住了?当我在一本刊上看到“灵魂”二字时,我恍然大悟,原来难就难在剖析的是别人的灵魂,而不是自己的灵魂,如果用张国昌的事来剖析我自己的灵魂是不是就容易写了?这时杂志中“荣辱观”三个字跳入我的眼帘,我惊喜地问:“炳祥,你看文章的题目就叫《中青年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怎么样?”

 “好啊,”张炳祥眼睛一亮说“荣辱观是人生观的一小部分,以点带面更容易写透对人生观的态度。”

 “围绕着荣辱观,我想用发生在张副市长身上的三件小事阐述三方面的问题,”我兴奋地说“第一,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必须牢记的宗旨,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必须要忍辱负重,不辱使命,既要敢于承担错误,又要勇于改正错误;第三,树立正确的荣辱关,就要襟怀坦白,埋头苦干,不计较个人得失。”

 “太好了,”张炳祥肯定地说“雷默,你写第一稿,写完了,我再看,过凌晨了,我先睡一会儿。”

 张炳祥躺在上和衣而睡,很快打起了呼噜,我坐在写字台前奋笔疾书。分析报告毕竟不是一般论文或什么会议上的发言稿,我一边写,一边强烈地感觉到我正在内省自己的灵魂,我开始寻找自己的灵魂,不过不是像但丁那样到地狱、净界和天国去寻找,而是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寻找那真实而独特的“自我”那既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他人的灵魂。黎明时分,我写完了第一稿,一边伸了个懒,一边叫醒张炳祥。

 “炳祥,你修改吧,我眯一会儿。”

 张炳祥睡眼惺忪地起洗了把脸,坐在写字台前修改。大约一小时后,张炳祥定了稿。他叫醒我,我一看表已经早晨五点钟了,只好和张炳祥一起去了驻京办的打字室。

 刚打完第一遍稿,正在校对时,丁能通笑眯眯地推门进来了。

 “雷默,炳祥,张市长来了,等你们俩呢。”

 “这么早,”我惊讶地问“几点了?”

 “七点了。”丁能通看看表说。

 “雷默,”张炳祥笑了笑说“看来张市长是真着急了。”

 我和张炳祥惴惴不安回到房间时,张副市长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看脸色好像昨晚也没睡好。我将稿子递给他,他说了句“你们辛苦了”便低头看了起来。屋子里静极了,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张副市长看得很认真,比平时批阅文件不知要认真多少倍。半个小时过去了,早就该看完了,但是他仍然在看,我的心又揪起来了,心想,是不是还不满意呀?张炳祥的表情也有些紧张,因为我俩昨天晚上连晚饭都没吃,苦熬了一宿,彼此都疲乏极了,如果张副市长不满意,需要重写,就剩一上午时间了,再大的笔杆子也不住这么折腾。

 正在我和张炳祥面面相觑时,张副市长一拍桌子说:“好,太好了。雷默,炳祥,辛苦你们了!”

 我和张炳祥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张副市长却话锋一转说:“不过,爱莫斯商城着大火这段不能写,改一段别的吧。”

 我一听就急了,据理力争地说:“张市长,大火这一段必须写。”

 “为什么?”张副市长不解地问。

 “因为你因爱莫斯商城大火记过大过,这是记入档案的。你说下午有地方局领导旁听,他们肯定知道这件事,如果在分析报告里,连自己历史上的错误都不敢正视,肯定说不过去。再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剖析好了,还是这篇文章的亮点。”

 张副市长沉思片刻说:“也好,雷默说得有道理,好,你们俩任务完成得不错,回东州吧。能通,送我回校。”

 送张国昌和丁能通走出房间后,我和张炳祥疲惫地倒在了沙发上。  M.bwOx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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