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
　　阎钢同志：

　收到你八月十七信时，我正在搬家，里外一片混乱。读罢你的信，我很激动，这主要是由于你对《人生》的敏锐的理解所引起的。

　这部作品写完已经一年了，你的信重新唤起了我过去几年中为这部作品前后所经历的那些沉重的思想历程、感情历程和工作历程；唤起了我对这部作品在那些“老人”的深沉的回忆——我把他（她）们送到读者面前时，像刘立本出嫁巧珍一样只是感到终于了结了一桩沉重的心事，长出一口气，以后就淡了：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由人去看去说吧。现在你把这些人物又引到我的眼皮底下，使我的心不由又为他（她）们震颤起来。

　是的，避免人物的简单和主题的浅，正是我在这部小说中尽力追求的，我自己也很难确切地说出这部作品的全部意思来。我当时只是力求真实和本质的反映出作品所涉及的那部分生活内容。当然，我意识到，为了使当代社会发展中某些重要的动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艺术表达，应该竭力从整体的各个方面去掌握生活，通过塑造人物（典型）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和心理的矛盾织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把具体和规律、持久的人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个性和普遍的社会都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应该向深度和广度追求。

　《人生》显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我的能力不够，我告诉过你，我为这中小东西苦闷了三年——苦不堪言！灰心和失望贯穿始终。面对大量复杂的多重的错关系而一筹莫展。同时，对主题的发展线索没有深邃地理解的时候，也是作家痛不生的时候。就我的体验而言，这个过程主要是和自己的浅与无能斗争的过程，收益如何，看你对自己能狠心到什么程度。

　现在我向你谈谈这部作品写作之前的一些零的思考。

　我国当代社会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体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叉地带”（这个词好像是我的“发明”——大约是在你和胡采同志主持的西安地区作家座谈农村题材的那个会上说的），可以说是立体叉桥上的立体叉桥。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发生了持续时间很长的、触及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社会大动，使得城市之是，农村之间，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队和返乡加入农民行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精神道德方面都表现了出来，又是那么突出和复杂。

　实际上，世界各国存在着这么个“叉地带”而且并不是从现代开始。从古典作品开始，许多伟大的作家早已经看出了这一地带矛盾冲突所具有的突出的社会意义。许多人生的悲剧正是在这一地带演出的。许多经曲作品和现代的优秀作品已经反映过这一地带的生活；它对作家的吸引力经久不衰，足以证明这一生活领域是多么丰富多采，它们包含的社会意义又是多么重大。当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一生活领域的矛盾冲突所表现的内容和质全带有新的特征。

　你知道，我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一直是在农村长大的，又从那里出来，先到小城市，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可以说是基本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相比而言，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曾经说过，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里人和乡里人。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我本人就属于这样的人。因此，选择《人生》这样的题材对我一说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如何表现，这就是我前面已经简略地谈到我的苦恼所在。

　目前我国的文学创作的天地无疑广阔多了，严肃的作家都在努力追求。但正如你指出的，情况有些“纷扰”最通常的“流行病”有两种：制造时髦的商品或有震动的“炸弹”不是严格地从生活出发，以“新”的刺为目的；另一种是闭着眼不面对生活和艺术的现实，反正过去的都是永放光辉的法宝，新出现的都叛逆，都应该打倒，老公叫鸣，总就那么一声！而最糟糕的还不仅仅在此，最糟糕的是在以上这两种东西互相指责对骂、混战一场的时候。这似乎是迫所有的作家必须在他们之间选择此甲或彼乙，否则，你就可能会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真正的文学，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以上两种现象毫不相干。但是，在中国，要在作家的灵魂和工作中排除这些现象的干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平气静地在这种“夹”中追求自己的道路，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对事业的虔诚的态度。在国内有两位前辈作家在创作和合作生活上对我发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同志，一位是健在秦兆同志，他们对文学和从事这个事业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抱有一种令人尊敬的严肃态度。他们都直接地教导了我。只是我自己经常时不时出躁的毛病，这是常令我痛心不已的。就我个人来说，《人生》的写作，一方面是“夹”中锻炼走自己的道路的能力和耐力；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向这两位尊敬的前辈作家出的一份不成的作业。

　归结底，作家不能深刻理解生活，就不深刻的表现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有生活，这还不够；必须是深刻理解了这些生活才行。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大量多重的、错复杂的人物关系中伸缩自如；才可能对作品所要求的主题有着深邃的认识和理解；然后才可能进行艺术概括——当然，这个过程更加繁难，否则，尽管你对生活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认识，也仍然可能制造出赤的新闻质的所谓作品来；这样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即使最及时地反映了当前的政治和政策，也只能像马克思在责备拉萨尔的悲剧时所说的：“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不知不觉已经写了许多，至于《人生》，我实在不想多说什么，我从读者写给我的信中强烈地意识到，当代读者的智慧和他们理解与欣赏作品的水平，已经向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拿出更成的作品来，才能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的事业相适应。我自己并没有多少信心，但我总是想努力的。自我们认识以来，你对我的创作一直寄予热忱的关怀。

　我不仅希望你对我鼓励，同时也希望你对我批评——后一方面比前一方面更重要！

　西安今年出奇地凉爽，几乎过了一个“冷夏”最近有机会回家乡看一看吗？

　致

　敬意！

　路遥

　路遥同志：

　短简收悉，我为你高兴。

　你带来了好消息，你的消息唤起我种种想法。近期以来，很少有小说像《人生》这样扣人心弦，启人心智。你很年轻，涉世还浅；没想到你对于现今复杂的人生观察得如此深刻。在创作道路上，你也很年轻，经验不足，没想到你纵身一跃，把获奖的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远远抛到后边。作为一个文坛的进取者，你的形象，就是陕西年轻作家的形象。

　有同志说这是一部爱情小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认为不是，或不全是。有同志说这是一部揭生活阴暗面的小说，从作者品立意这高来看，我认为不是，或不完全是。有同志说作品主人公高加林是农村社会主义新人；有同志说他是个人奋斗者的典型。有同志说高加林见新忘旧、吉新厌旧；有同志说他追求真正婚姻的自由，为事业寻找文化相当的合法配偶…其说不一，不一而足。按我的经验，作家笔下的性格复杂到使评论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往往证明这一性格确真而不矫情。

　高加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就是复杂到相当真实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的崇拜者、城市姑娘黄亚萍觉得，这个年轻人既像保尔·柯察金，又像于连·索黑尔，是具有自觉和盲动、英雄和懦夫、强者和弱者的两重的人物形象。性格的复杂、两重，是人生社会复杂、动的生动反映和深刻表现。从《人生》总体结构的揣测观察，高加林无疑地正在探索社会主义新人的道路，看得出来，他把这种人生新人的探求放置在相当艰苦的磨练之中。

　《人生》中偶然的机缘主宰着人生的命运。情节跌宕有致，故事大起大落，人生之路崎岖难行，高加林不断的翻跟斗。高加林在谋业问题上，由被挤掉到荣任，再由荣任又被挤掉，这就是今天的人生，今天的人生中被你巧妙地截取下来的一小段。这一段选得好，人情世故都有了。高加林在事业上的三部曲，造成了他同巧珍爱情关系上的三部曲，也造成了同亚萍关系上的三部曲，以及同父老村民们关系的三部曲，从而在一个生活难题面前引出现实关系的深刻描写。这一点是高明的。不错，三部曲的偶然机缘，使一个有为的青年难以有所作为，得失荣辱，似在反掌之间。

　但是，在偶然的背后呢？有没有宰偶然的东西？这东西又是什么？这个问题，你——作者有所感，但没有明言；我——读者，有同感，却难以言传。你把一个有抱负双有毛病的年轻人投进不正之风的泥潭，以至不能自拔，由此引出一连串发人深思的故事来。你很感，你敏锐地感觉到新的事物，你又在努力使自己深刻地理解这些新的事物。你深刻理解了吗？你掌握你的人物的命运了吗？你不以教育者自居，只管让你的主人公在人生的道路上如实地表现自己——奋斗又奋斗，碰壁又碰壁，挣扎又挣扎，最后，觉醒又觉醒，终于，在人生观的高度上领略人生的真谛。但是，你没有写完，没有写到觉醒，尽管作品已出真情和深意，完全可以独立成篇，然而，毕竟没有写完。

　你给读者出了难题。

　读者解题的过程，就是艺术欣赏的过程。高明的作家，总是留有余地，发读者投身其中，死死地拽住他们，以其无比丰富的聪明才智，和作家一起共同创造自己的典型形象。

　爱情的描写异常动人。你发现了一个多么可爱的女子啊！

　我指的是巧珍。她虽土而不俗，不知书却达理，自而不自。他爱高加林，如痴般地爱着，但绝不向爱乞求，她自始至终没有失掉自己的尊严。她可以为他而死，但必须以对方的爱情作为前提。她恨高加林，但更多的是怨而不是怒，她不像有些农村姑娘失恋之后，或者忍气声，甘愿在命运面前认输；或者死去活来，一哭二闹三上吊。她反而从失恋中痛感到文化知识对于普通农妇的重要，反而以已嫁之身暗中扶助加林而毫无报复的企图。巧珍的可爱，足以使读者的精神为之升华。较之高加林，这是一个丰富而不复杂的灵魂。较之电影《乡情》中的那位翠翠和《牧马人》中的那位秀芝，巧珍一点也不逊，甚至更易使人动情。

　巧珍和加林，都是你的发现，你的创造。

　归结底，《人生》是一部在建设四化的新时期，在农村和城市叉地带，为青年人探讨“人生”道路的作品。目前，探讨“人生”的小说多了起来，大多数是不错的，但也有的小说把“人生”引向宗教，把“人生”引向虚无，把“人生”引向自我，把“人生”引向生存竞争。在这种纷扰的情况下，而且在目前中国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受到“挑战”和冲击的情况下，《人生》的出世，怎么能不叫人高兴非常呢？

　当一些文艺工作者不顾生活的真实，不顾艺术典型化的方法，不顾文学艺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华而不实、花里胡哨，咋咋呼呼搞那些伪文学、“隐私文学”、“爱文学”

　的时候，一个年轻的、不大为人们注意的作家闷了整整三年，几次动笔，几作作罢，终于在一九八二年上半年默默无闻地献出了这部十二三万字的精心之作，这样认真而踏实的态度，难道不使人高兴吗？

　我成了义务推销员，最近以来，凡有机会，都要宣传《人生》；宣传《人生》多么好，多么适合改编电视剧和电影；宣传现实主义的不过时；宣传现实主义并非老而无用。我当然不认为现实主义不要发展，不要扩大，不要收包括西方现代派在内的手法和技巧，诸如内心的独白，意识的动，直感和印象，象征和荒诞、迭印、时空叉，多视角，多声部街道等等。当然，我也不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才能描绘中华民族的面貌和心理，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独尊儒术。我们有过教训，我们没有那么狭隘。

　平心而论，现实主义需要充实和发展。因为时代充实了，发展了。你是坚持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你多年来孜孜不倦，读了不少外国作家的名篇，你假苦觉得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不够用，想借助诸如“意识”之类一用，我认为不但不坏，而且很好。以生活和人民为基础和前提的艺术创造、艺术革新，都理应受到鼓励而坚决地不准横加干涉。

　革命现实主义从善如，革命现实主义生命常青，现在还不到革命革命现实主义的命的时候。现实主义应该和现代派展开竞赛，用理论，用创作。

　我扯得远了，请你给我以提示：你怎样写作《人生》，怎样理解《人生》才不致离题万里？

　我刚自外地开会回来，迟复为谦。武汉太热，涿县凉爽，保定中暑，北京时热时好，西安如何？

　握你手！

　阎纲 　M.ｂＷOｘＳ.C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