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磨难，浪子终圆作家梦
　　　2008年6月12，这个日子太普通了，然而它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应该铭记一生的吉。这一天，我几经磨难，数易其稿的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改过自新》终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手捧就书，我狂奔着穿过北京几条马路，守候在爱打工回家的必经之路一一北京万泉路口，当她得知这一喜讯时，我俩不住忘情地相拥街头，热泪长。

　囚徒生涯铺垫了我坚实的文学路

　10多年前我二十多岁，因为酒后伤人而坐牢。

　我生在安徽省贵池乡下，读完初中，，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出而作，落而息的日子周而复始的，令人生厌。现实与理想的巨大落差，更令我悲观和无望。我开始出没于酒吧，夜总会，放形骸，借酒浇愁，酒醉之下，一语不合，暴力伤人，。因此在1997年11月跨进了望江县九成监狱。此时，我万念俱灰，痛不生。干警问我；“为什么不带生活用品？”我没有好气反相讥；“都吃皇粮，还有什么何必要带生活用品，？”失去自由的牢狱生活使我的理想破灭，精神麻木，我也没有打算好好改造，因此成了狱警眼中有名的“刺儿头”然而，有一件不经意的小事，却改写了我的人生。

　那一天，朔风裹着雪花，纷纷扬扬，天飞舞，我从牢房的窗户伸出手去，小心地去接着一片雪花，我想看一看雪花究竟长得什么模样，可当我缩回手时。雪花已经融化了。我不甘心，再一次伸出手去，接住了第二片，这次我的动作明显加快了，可还是来不及看上一眼又化了。那一次，我辗转反侧，难过得一夜没合眼，一个普遍人轻而易举能办到的事，为什么我却办不到？夜幕四合，我一次次地叩问自己，我究竟失去了什么？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丧失自由，而皆丧失自由更痛苦的则是对失去自由的麻木。于是我将这种“大彻大悟”的感觉写起了一篇名为[雪]的散文，寄给了[安徽新岸报]，很快就发表了。接到样报那天，我就像过节一样快乐，一篇六百多字的文章，却让我找回了自信，找回了失去的梦！回忆自己在读小学时期写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读出…语文老师赞我有文学天赋。中队指导员杨瑞见我颇有文采，在与我谈心时便鼓励我；“社会是公平的，你有一定文化，只要努力，一定会有前途的。”后来，又将我调出来任宣教员，主管图书室工作和出黑板报。

　生命之灯，从此点亮，这是在我入狱半年以后。我几乎读遍了图书室所有的书，后来从报纸上得知书讯，我便一一记下来，写信告知妹妹，我读的许多中外名著就是这样让妹妹买来的。我如饥似渴地读着一大堆名著，从中取着文学和精神的营养，并且先后在[新岸报]，[铸魂]，[广州报]，南方报，羊城晚报，广东劳动报，新民晚报，文汇报，解放报，[八小时之外]，[当代青年]，[中国青年]，广州文艺，深圳青年等全国三十几种报刊上发表了二百余篇诗歌，小说，杂文，散文。还以[影坛双星聚京华]在1993年二月在南方报副刊部举办的建行杯专访特写征文三等奖，1993年以散文[漠野古风]获鸭绿江杂志全国散文大赛优秀作品奖，在1995年以[请照亮我的幽寒]获金色年华]“七彩人生”擂台赛三等奖等。

　2000年晚秋，一封来自北方某市商厦的信飘然而至，写信者是一位名叫方叶凡的小姐。她说，在报上看到我写的文章，文中有一种忧郁的情结，让人读后难以释怀，信的未尾还问我愿不愿意一个商界的文友。我掩卷沉思，最终还是拿起笔坦然相告；“我是一个囚犯。”不，她便回信道；“囚犯又怎样呢，这并不妨碍我们的文学交往。”后来，我了解到她是一个商场经理。方小姐不仅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还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我们的鸿雁传书中谈人生，，也谈抱负和理想。她鼓励我拿起笔，写自己的故事，她温情和鼓励的话语，点燃了我对文学的情，心头一热便斗胆做起小说的梦来，根本就没有考虑自己只有初中文化，而且身陷牢房。但梦归梦，当时并没有付诸行动。

　2002年初，我刑期将，不知怎地就地就产生了一种城惶诚恐的心理，虽盼望这一天早到来。方叶凡多次来信鼓励我要直面人生，为了打消我的畏惧心理，她还主动提出要来监狱探我。接信那天，我失眠了。老实说，经过两年多上百封的书信往来。我对这个远方的陌生姑娘产生了一种遐想与依恋。每次接到她的信，我都有一种隐隐的自卑感。爱一个人，就要给她幸福，我有这个能力吗？痛定思痛，我将这份苦涩的单相思紧锁心底，拒绝了她来监狱探我的要求。

　光带走了我和卉子的故事

　2002年4月23，我终于走出大墙，开始了新的生活。远离社会五年，要想生存下去，活出人样，只有自己拯救臭已。半年后，我选择南下浙江打工。每次应聘，我都担然；“我坐过牢”我总想用自己的诚实和坦率，企求人们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然而我错了。我先后辗转温州，金华，杭州，台州等地，竟没有一家单位敢收留我。一个月后，工作没有找到，盘快用完。无奈之下，我给在上海打工的妹妹打去电话，在总机接转电话的是妹妹的闺中好友，安徽老乡卉子。卉子听出电话中是我的声音，便关切地问；“你的声音很低沉，生病了吗？要注意身体。”隔着百里之遥，我感到这个不曾谋面的女孩对我在异乡漂泊以及如履薄冰的艰辛与不易，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关爱与共鸣。妹妹来接电话，她要我去上海，并打算拿出积蓄给我开一个饭馆。我于是第二天乘车赶到上海。

　饭馆刚开张时，顾客盈门，生意兴隆，那段日子是我最开心的。一天妹妹邀我外出旅游，同去的还有她一帮要好的同伴，妹妹一一为我做介绍；“这是电话总机班的卉子。”我的眼睛顿时为之一亮，原来她就是卉子！她高挑，端庄，娟秀，尤其是笑起来，一弯秀眉如同月牙儿一般，令人望之动情。我不敢同她相视，怀里像揣只小免似的慌乱不已。倒是她大方地打开话匣；“早就听你妹妹说你很有才华，发表了很多文章，是吗？”一句话便消除了我的拘谨。打那以后，她便常到我这里来玩，卉子是个文学爱好者，她喜欢听我讲书中的故事，更喜欢读我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有时还抄了下来。我喜欢她如花的笑靥，更喜欢看她静坐一隅读我作品时的认真模样。不久，我俩出双入对，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们倘徉于南京路，漫步于上海外滩，歌曲径看荷，商场购物，湖山观景，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一天，从外滩回来，我们隔窗赏月，她的红在我的眼前盛开成一朵红玖瑰，我忍不住捧起她的脸轻吻，卉子又恼，又嗔，又喜，脸庞泛起红晏。我对着她的耳轻轻地问；“嫁给我，好吗？”她点点头，同意了。尤其令我感叹的是，当我问她；“我有过坐牢的经历，你能直面你的家人吗？”她坚定地说“；她坚定地说；“我什么都能面对，为了你我连生命都舍得…她脸坚定与虔诚，眼里闪动着泪花，让我有一种深层的感动哽咽，久难释然。

　虽然有山盟海誓，但毕竟是婚姻大事，必需要征得她父母同意。2002年底，我与卉子结伴去了她家，并且准备了很多礼品。岂料，刚跨进家门，卉子的父母便给了当头一，坚决不同意这桩婚姻，并且拒收我的任何礼品，沮丧的我只好悻悻而归。我离开了卉子的家，踯躅村头，一种难言的忧伤不由得涌上心间，难道像我这样坐过牢的人就没有爱的权力吗？我怎么能丢下卉子。

　这次探亲，迫于家庭压力，卉子明显地与我疏远了，即使相聚，一旦触及感情问题。她便回避，。这时候，因有人将我坐过牢的事传了出去，一传十，十传百，原来生意兴隆的饭馆，变得萧条冷清，很快便关了门。世俗的白眼和婚恋的重创。再次将我迫向绝境。我鼓足勇气，再次北上，力图说服卉子的父母。这次卉子的父母倒是热情地接待了我，卉子的父母一边陪我喝酒一边问我；“你说尽全力给卉子幸福？我问你，你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拿什么给卉子幸福？；我积攒了一肚子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无奈之下，“扑通”一声跪在二老面前，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初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们可以认你为干儿子，但决不会把女儿嫁给你。那一刻，我读懂了了生活的无情，感到一颗诚挚的心无处托的悲凉，更无法忘记的是自尊的受伤一直到那时我才明白，爱原来也是一种伤害啊！

　跨出卉子的家，软弱，无助将我淹没。极目远眺，四野一片平静，唯有我一颗不安的心在失望地跳动着…我知道，现实已带走了我与卉子的故事。

　我搭车去了深圳，找了份推销牛仔服的工作。三个月后，妹妹打来了电话，要我回上海。我说，我已失去了一切，不想再回去。。妹妹说，即使你失去了整个世界，你还有一个妹妹。你有才华，我会全力支持你。在妹妹的说服下，再加上没有其它可留的地方，我只好再次回到了上海。

　再造“囚室”，蛰伏斗室，蘸泪水书长篇

　2003年7月的上海酷热难挡，妹妹为我在上海徐家汇附近租了一间4平方米斗室，月租160元。为了避开喧闹的市声，潜心创作，我将门反锁着，将窗户封起来，[只留下一个小，让妹妹送饭]，足不出户，为自再造一个“囚室”，闭门创作。因距妹妹上班处远，妹妹一天只晚上来送一次饭。斗室里一桌一椅，一领破席，可以说除了情，我几乎一无所有。因我动情之处便被文中主人公几乎相同的命运所感染，不住伏案号啕大哭，妹妹送饭时看到，以为我疯了，拼命敲门，四处求人呼救。我就这样泪水伴着汗水，历时三个月，终于写就了一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

　在秋高气，秋高照的九月，我打开“囚室”的门，对着蓝天直直地跪下来，妹妹一见长发垂肩，半头白发的我，忍不住拥紧我，大放悲声。“我终于逃出来了！”完稿后的我如释重负，拥着小妹喃喃自语。

　写完小说，我毅然回到家乡池州茅坦乡，开了一个饭馆，苦度光。因我的文章见诸报刊，家乡的前辈老师报我作为重点作者加入培养。推荐我加入了当地作家协会，2005年冬，池州文联在九华山开笔会，我有幸参加，在那里我得以结识大型文学双月刊[清明]杂志主编段儒东先生。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段老师终于答应帮我看一看手稿。三个月后，我背着厚厚一大摞工工整整的手抄本，专程来到合肥，本打算住在合肥等待段老师的“判决”可段老师却要我先回去，以便给他点时间。我只好回家等待。

　这一年，我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是孑然一身。一天傍晚，，一位身材苗条，脸庞清秀的姑娘来到小店就餐，通过交谈得知姑娘是乡供销社业务员，姓俞名桂兰，毕业于省城建校。小俞说；“早就听说镇上有个大名鼎鼎的项鸿儒，有才华，有个性，坐过牢，爱打架，褒贬不一，毁誉参半。今相见，不过如此。感觉告诉我，你不属于那种没有教育的人。”小俞不疾不徐，侃侃而谈，她文静贤淑的外表与不俗的谈吐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那种久仰的感觉使我惶然。莫非这颗荒寂已久的心要在这故乡的土地上草长莺飞？凭着我对爱情仅有的一点经验，她或许是喜欢上我了？我便常邀请她来小店坐坐，我俩无所不谈，彼此愉悦的心毫不设防。不经意间小俞已经走进了我的心灵。在她面前，我不再自卑，不再逃避。“假如有缘，你愿望做我的女友吗？”就在这真真假假的玩笑中，我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本是艰难的求爱。

　一晃到了次年5月。这一天，《清明》杂志段儒东先生打来电话，告知，初稿已阅，感觉不错，作品的文化底蕴和思想内涵都较为丰富，只是结构上有力不从心之感，要我赴合肥，请几位编写帮我“会诊”，希望我再修改一稿，放下电话，我激动不已，立刻将这一消息告诉小俞，因这一切小俞并不知晓。“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小俞边说边嗔道。初稿拿回后，我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手术，再寄给段老师。2007年11月，省青年作家创作笔会召开，段老师将它推荐给作家出版社的张水舟老师。张老师看过后，当即表示，作品很有份量，完全可以作为重点作品推出。张老师遂将作品带回北京。

　消息传来，我和小俞当晚把酒共饮。一醉方休。当年节，37岁的我终于结婚。其实，这个我应该铭一生的日子的来临，并不像我叙述起来那么简单。去年夏天，当我和小俞恋爱的消息传出后，小镇上顿时一片哗然。有人说，小俞嫁给一个劳改犯，早晚要被他打死。小俞的闺中好友也一再善于地提醒；“马竞强做情人可以，做丈夫不行，。”两位家兄传出话来，如果桂兰一意孤行，不要怪哥哥无情不认这个小妹。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能动摇小俞对我的爱。她与我约定，节结婚。

　正月十八，我们的婚礼如期举行。我们的新房就设在小俞单位的仓库里，大衣橱，写字台，，几样简直的家具显得很年寒碜，只有房前我用心写下的那副对联引人注目。

　剑气书生铁肩能担道义，妙手可著文章；如今娶了老婆；儒气将剑气去

　兰桂佳人容貌犹如月桂；品质胜似幽兰；从此嫁了郎军桂香兰香味　新婚之夜，我对小俞说，“真的很感激你，遇到你是我一生的幸福！因为有了你，我苦涩的青春岁月才能光溢彩。

　三月，北京传来佳音，作家出版社已审定通过，张水舟老师要我进京修改稿。高兴之余，忧虑相伴，因为进京收费用不菲，衣食住行样样都要钱。小俞提出要陪我进京打工。我思索再三终于同意了她的要求。到了北京，在中关村附近，我们租了一间400元的地下室。白天我在家修改稿。小俞便出去找工作，过了一个星期她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洗碗的工作，当她回来乐滋滋地告诉我时，我的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因为我答应过她的母亲，要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可是现在她却成了一个在异乡洗碗的打工妹。于是我坚决反对道；“宁愿不改稿，我也不能让你去洗碗”她知道我心疼她，趴在我身上，忍了半天的泪，终于还是没忍住，了一脸。

　第二天，揩干眼泪的小俞又从新开始出去找工作。因为舍不得花钱，每次出去她都不乘车，而是徒步行走，以至后来脚底磨出了好几个水泡。可这一切小俞均瞒着我，不对我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大约半个月后，小俞终于在一家商场找了个导购员的工作，月薪900元，这次我同意了。4月底，我修改好的稿子终于敲定付梓了。我高兴得要请小俞吃饭，实际上只是请她吃了一碗“素面朝天”的面而已。我虽深感愧疚，但小俞却吃得有滋有味，这真是夫恩爱，苦中有甜。

　2008年6月12，我历经磨难写出来的长篇小说《改过自新》终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北京青年报》，《文艺报》，《文学报》，《文学评论》，《安徽青年报》，《新安晚报》。等媒体先后载文报道。多少失意，多少挫折，赢来了今的成功！

　8月22，我重返监狱赠书，监狱的大门上悬挂着；“青年作家马竞强来监狱帮教”的醒目标语。当我重新回到这个我曾在生活过五年的地方，当年悉心关照过我的指导虽经调回故乡浙江，但那些曾像他那样给予我亲情般温暖的干警们却让我心存感激。

　中央电视台，安徽电视台等媒体对我监狱之行进行了跟踪报道，近中央电视台10套还为我做了个专题节目，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新闻人物。2007年我落户广州，目前，我的创作锋头正健。另一部39万字的成长篇小说[改过自新]的姐妹篇]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回想我从写民一囚犯一作家曲折道路。其中的酸甜苦辣真是一言难尽，但苦难的生活也给了我丰富的生命和文学滋养！我应该感激生活，感激在我生命旅途中给过我关爱和支持的人们一如果没有他们，也很难有我今天。 　ｍ.ＢＷｏＸＳ.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