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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九章 经济之道(下)
  他当然清楚地知道,我是顾念皎玉公主的情分,不想太触动南诏的利益,所以才有所迟疑。当下,岑参近一步地解说道:“那些名品在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在湖州有顾渚之紫笋;在东川有神泉目;在峡州有碧涧、芳蕊;在福州有方山之牙;在夔州有香山;在江陵有南木;在湖南有衡山;在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在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在婺州有东白;在洪州有西山之白;在寿州有霍山黄牙;在蕲州有蕲门团黄。凡此种种,遍布大唐东西两川以及长江、淮河域及其以南地区,如若将这些老品名茶依照殿下之法焙制,舟车相继,售卖于内境外域,那将使我大唐的财政收入,发生怎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又能使多少民众饮衣食无缺,甚至因此而富裕起来?望殿下细思!”

 听了岑参的话语我心中矛盾不已:历史上,剑南巴蜀就是中国茶业的摇篮,于玄宗皇帝时渐盛。每临科举,朝廷为了除去科考人士的疲乏,常送茶汤入试场,被称为“麒麟草”因此饮茶风俗渐及于文人。以后随着前来大唐帝国朝拜和贸易的外国使者及商队,走向世界。茶与丝绸一样,给中国也带来了许多的利益和荣誉,几乎成为了中国的代称,我怎么会不知道茶所蕴带的能量呢?然而,虽然我并没有与南诏讲明,是独一的合作,抑或是可以在别处随意经营作坊,但是。在道义上,我应该对南诏的经营状况负责,何况其中还有皎玉?我如果按照岑参的话去做,会不会使新制茶业刚刚建立的南诏濒临困境呢?

 看着我依然处在矛盾之中。岑参适可而止地转移了这个话题,继续言道:“其二,往日长安城外,别的河渠姑且不论。只算郑、白二渠,溉田有四万余顷,而今富户大贾,竞造碾碨,止溉田一万许顷。长安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以上的繁华大都,现今粮食长途贩运繁忙。南粮北运规模浩大。微臣以为,在长安周围的河渠上,特别是郑、白二渠上,不可以大量兴建了用水力作为动力的碾硙,即便是建有些许碾硙,也应该收归朝廷。如此一来,既增大了粮食的产量,缓解两京间的粮食供应,又可利用碾硙做磨粉、酿酒、酿醋、制酱等粮食深一步的加工,为我大唐国库增添财富!”岑参的这一个建议说罢。李郭二人连连点头。我暂时不再思考茶作坊之事,思绪随着岑参的话语运转着。富豪之家为了获得巨利,确实阻拒水,私作碾坊,连杨妍所付给我的产业中,就有碾坊十余座!

 现在我对岑参将要提出的建议更是期待了,包括李、郭二人也精神贯注地听着岑参提出的方案,脸上都带着沉思。岑参见大家暂时并没有提出什么疑问,当即又出语道:“其三,往年有道‘北方善织绢,江南盛产布’,而今我大唐不只丝绸行业、麻纺织业及棉纺织业发达,频频售往外邦。即便竹草编织品的制作水平和货卖的范围也不容小视。其中,丝织业有三大主要地区:一是河东区,包括河南、河北二道;一是巴蜀区,包括剑南道和山南道的一部分;一是吴越区,包括淮南、江南两道的大部分。麻纺织业以益州的麻质量上乘,最受人称道,时称‘蜀麻’。竹草编织品中有苏州的白角簟、草履、草席;常州的龙凤席;沧州的柳箱、苇簟和蕲、饶、澧诸州的竹簟等等不仅是贡品,更是在周边各国也负有盛名。因此,微臣以为,应该在扬州、苏州、相州和益州另设行署,或名为织造,统筹管理,以成规模,以养万民!”

 闻听于此,我蓦然记忆起,明朝时期,曾在江宁、苏州、杭州三处各置提督织造太监一人,专掌丝织品织造事宜,以供皇室消费。后来,清代沿用明制,于这三府设织造衙门,除了掌织造事宜外,并兼管机户、征收机税等事务。而岑参的这条建议,较之明清两朝所作的安排设置,在年代上早了六百余年,在涉及的范围上也较为广泛,由此看来,意义似乎更为深远,倒可以细加商椎。

 “微臣所陈述的这三点,乃是由近的所闻所见而得,基本算是没有加税赋于万民,若能增益于民众,微臣则深感荣幸!”岑参最后简洁地结束了自己的论述,靖安堂上一阵沉静,各人深深地思索着。

 良久,郭子仪缓声说道:“微臣认为子明所言,俱是强国良策,如果付诸实践,一定会有惊人的回报!不过,其中有一个环节,需要殿下注意!”我和李泌、岑参闻言一怔,我看着郭子仪开口问道:“不知子仪有何见教?”

 冰子仪的神情带有思索地言道:“如今的宫市已经闹得民怨渐起,若是收撤碾坊,并在扬州、苏州、相州和益州另设行署,只怕一个不当,更是起民怨!”“宫市”起源于开元年间,就是内廷日常所需派专人主持,到京城市场上直接采购。这个制度做法原本是无可厚非,甚至是很好的,但是,因为近年的宫市宦官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逐渐使它走了样,变成了低价强购,所以使得民怨渐起。我初理朝政,兼办婚事,一时倒也无暇问及此事,此时听到郭子仪提及,却触动了我一些的思绪。

 当下,我开口言道:“这宫市之事,本太孙可以转由内侍省内宫局专司监管,凡稍有欺市扰民、低价强购者,一经证实,帘杖毙!”我想,有些时候竣法出规矩,在这个严厉的谕令下,宫市应该可以恢复正常的营运。

 待岑参把我的谕令记下,我继续言道:“其实,本太孙认为,当前有两件大事急需待办,如若这两件大事办理好,那么子明所提出的方略,实行起来则可事半功倍!”李泌三人闻言,不侧耳细听,一付恭然受教的样子。我略吾理了一下思路,便说出被郭子仪触动的想法:“其一,商贾推动了各行业的繁华、发展!加强了各州府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在整体上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甚至有一些村镇因商而逐渐上升为县治!因此,本太孙认为,应该革除歧视和抑制商贾的弊病,将商贾的地位提至一般平民的位置上!如此既是顺应现在的发展,又能使货卖的集市更加活跃!”唉,也许是我的政治经济学没有学习好的原故,明明知道商人与经济的关系,但是,却不能简单浅明地转化为李泌三人完全可以理解的语言。

 我此言一出,李泌等三人脸色微变,我这不啻是违反祖制。要知道,自古以来,商贾的身份地位都相当低下。虽然在立唐后,为了发展隋末大之后凋败惨淡的摊子,而鼓励货畅其,疏通商贸,对民间商人基本上采取了相当的放任和自由,甚至还有某些鼓励发展的措施。但是,在政治上、生活上歧视民间商者的政策,仍与历代统治者的做法并无多大的不同,并严厉防止商贾凭借资财以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比如,唐律中亦有明文规定商贾子不得乘奚车(高轮大车)及檐子(以竹蔑编扎而成的肩舆),而且也杜绝了他们的子弟入仕为官的途径,在服饰及丧葬方面,朝廷也有歧视商贾的明确规定。

 不过,当今的玄宗皇帝就曾累次破除祖制,相形之下,只要贴合实际合符民心,破除祖制倒也不没什么大惊小敝的。我这一举措最大的抵触之处,就在于人们长期以来歧视商家的观念。现今的官吏豪强们甚至有些平民认为,为商者,只是投机取巧、惟利是图的小人而已,根本就是类,完全不可以登大雅之堂,更不要说出仕为官了。而李泌等三人之所以脸色微变,也是因为有这一丝歧商的观念做祟。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该这么急功近利地直接提出来,即连李泌三人都有如此心态,更遑论他人?嗯,如何消除这一传统观念,我倒要细加谋划,或者循序渐进地慢慢而来,才为上策。

 转而,我继续说道:“其二,自有唐以来,世间钱币名目繁多,甚至恶钱通。开元之后,随着货畅商通,不仅铜钱纷纷外,而且货物钱币的携带也大有不便。因此,为了断绝大量恶钱的通,为了防止铜钱的外,为了解决巨额铜钱的运转困难,是否可以创制一种致远而轻捷的方法?如果这个问题得以解决”我这一个想法来自于唐宪宗(八零二年至八二零年在位)时,实施的“飞钱之制。”不过,我并不想直接说出来其中的方法,我想看看李泌等三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m.bWOx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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